北京的雨季将至，陈烈计划再一次进山，看望那些葬于云蒙山深处的抗战烈士。

抗日战争时期，云蒙山曾经是八路军的根据地，很多英烈埋骨于此。几十年间，先烈后人、周围村民前前后后数次上山找过他们的遗址遗骸，但山中地势复杂，埋葬烈士的坟冢分布分散，直到2011年，陈烈在熟悉山中地形的村民带领下开始正式寻找并修缮烈士陵墓和纪念碑。

不知多少次在山林深处循环往复地穿梭，大大小小的坟冢被陆陆续续找到，他们将坟冢重新添土、垒砌，成为“墓”。

云蒙山上山洪、泥石流多发，从2011年开始陈烈每年至少会上两次山，看一看垒砌的石块有没有被冲垮，清一清烈士墓前的杂草，拂一拂碑上的灰尘。

守墓人陈烈。新京报社会新闻部

扫墓：一趟往返40公里10多个小时

5月22日一早，背上两三瓶矿泉水、一袋面包、几根火腿肠，天刚蒙蒙亮，他便出发了。

烈士墓掩藏在密云城区西部的云蒙山深处。海拔约1400米的黄花顶附近是卫国爱民纪念碑，而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抗战遗址则位于黄花顶对面另一座山的山谷里，两地相隔6公里。

这两处及周围的烈士陵墓陈烈已守护多年。他总是要往返40余公里山路，走上10多个小时，不定时地进山去看看。

上山的路几乎不能称为路，而是连绵不断的落石、大大小小的陡坡以及深不见底的悬崖。

陈烈常年爬山，已经有经验了，他知道要在落石堆里选择“不活动”、“能受力”的大石做落脚点，先试探着踩一下，稳当，再落脚。山路高高低低，向上爬的时候用手抠住石缝，或拽住粗壮的树枝，脚踩稳，腰发力，一齐使劲儿，还要时时注意不要被尖锐的树枝划伤脸部和手臂；往下走时，背靠着石头，这回是脚先伸，腿弯曲，出溜着下滑，蹲着着陆，手也不能松开那些能抓牢的树，“不能松手，因为转身就是几百米深的悬崖。”

现在爬完山，他已经不会像开始时那样浑身酸疼了，但在身上留下了常年攀爬的痕迹——皮肤被晒得黝黑，双手被石头、树皮反复摩擦，已布满老茧。

5月22日，陈烈正在爬山。新京报记者 薄其雨 实习生 吴梦真 摄

稍过正午，陈烈终于爬到了山顶。到达目的地的第一件事，总是脱帽、向着烈士们深鞠一躬。然后从包里掏出提前准备好的毛巾，轻轻擦拭起碑上的尘土和落在碑座上的枯枝落叶。

正午的阳光透过密密匝匝的树叶，在缝隙中钻出几缕洒在烈士墓上，墓前是清明节时陈烈带来的三瓶酒，酒水早已渗入土壤，剩下空瓶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地上，瓶口向墓。距离上次扫墓过去不到两月，墓周围还没有生出新的杂草，只是墓上的土比之前少了一些。

拿起铁锹，陈烈开始为烈士墓重新添土，又在周围寻了松柏树的树枝，放在墓前，光秃秃的土堆添了绿色，陈烈称之为“万古长青”。

扫墓时，陈烈喜欢念叨着烈士的名字，跟他们说说话，“他们进山后就再也没能走出去，给他们讲一讲现在外面的样子，他们肯定愿意听。”

“先辈们，你们为之奋斗的事业，现在已经胜利了，我们的生活都特别幸福，你们就放心吧。”这是一个合葬墓，谁也不能确认哪些烈士安葬在这座墓碑之下，对于不知道名字的烈士，陈烈就用先辈们来称呼。这句话，他年年说，次次说，是他要告诉烈士们的最重要的话。

寻墓：十年寻找修缮五座烈士墓

抗日战争时期，云蒙山曾是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现在密云区共有烈士纪念设施24处，分布在全区12个镇的23个村，维护它们就是陈烈作为密云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管理烈士纪念设施负责人的工作。

不定时上山的日子开始于2011年。那一年全国进行烈士纪念设施普查，“当时党史办有一个小册子叫《丰碑永存》，上面记录着黄花顶那边有一个卫国爱民纪念碑，我需要先去找到这块纪念碑的确切位置。”

第一次进山，连住在附近村子的村民向导都迷了路，“我们走了大概有几千米的路，才发现走错了，走到另一面山坡上去了，然后又返回来继续找，最后才大体确定纪念碑的位置。”

那次往返整整走了12个小时，“觉得自己体力特别不济，爬陡坡走几步就要歇着，特别疲惫，一直想着怎么还不到。”回去后陈烈浑身疼了两天。

卫国爱民纪念碑找到了，虽然历经风蚀雨淋，但依然比较完整，石碑正中刻有“卫国爱民”4个繁体大字还依稀可见，其余小字早已模糊在年代更迭的岁月中，“战争年代形势紧迫，看得出来，碑文都是匆忙刻的。”

卫国爱民纪念碑。受访者供图

1942年4月，丰（丰宁）滦（滦平）密（密云）联合县县长沈爽、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供给处长乔宇、卫生处长郭廷章、六连副指导员沈奎，以及张朴曾、崔子毅、高惠德等将士在云蒙山深处的臭水坑突围战中壮烈牺牲，被就地葬于山林之中，就是现在的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抗战遗址。

为纪念他们，1944年5月，时任丰滦密联合县县长倪蔚庭、冀东第五地区队区队长师军、中共丰滦密县委书记兼五区队政委胡毅联名在黄花顶建了一座卫国爱民纪念碑。

接下来，陈烈还要继续找烈士墓。陈烈记得，20世纪80年代左右，一些曾经参与抗战的老干部写过回忆录，他去找来翻阅，又向附近乡镇的人打听烈士墓的位置，但知道的人很少，只能自己进山去找。

之后进山，陈烈找了从小在山中摸爬滚打的沈朝海做向导。沈朝海十几岁进山的时候曾经看到过一大片土堆，因为黄花顶没有人居住，如果有大土堆肯定不是天然形成的，他推测那应该就是烈士墓。

5月22日，沈朝海正在帮助陈烈上山。新京报记者 薄其雨 实习生 吴梦真 摄

前前后后三次进山，陈烈在黄花顶附近的北大梁找到了两个二尺来高的类似于坟墓的土堆。“我们不敢轻易确认，就不断上山勘查，再回去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后来看到老干部回忆录里提到第十团两个班的战士就牺牲在那里，才确定了这是两个烈士墓。”

陈烈和沈朝海清除掉四周的杂草灌木，又找来石块沿着土堆垒砌出一个圆圈，重新为坟墓添土，修缮成为现在的烈士墓。

陈烈用了十年，找到了五座烈士墓，他每一次进山，都带着继续找烈士墓和烈士骸骨的责任，它们可能是一些或大或小的“土包”分散在山里。

责任：纪念碑和烈士墓不能被冲垮

进山前，陈烈和沈朝海总是习惯性地先到山脚下的云蒙山抗日斗争纪念碑前转转。

这座碑建于1997年，上面密密麻麻刻着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将士的名字，正前方立着丰滦密联合县县长沈爽的石像。

5月22日，云蒙山抗日斗争纪念碑。新京报记者 薄其雨 实习生 吴梦真 摄

在沈爽的石像前，陈烈和沈朝海脱帽鞠躬，口里说着：“今天我们要进山看望您和十团牺牲的先辈们，在进山之前先给您鞠躬致敬。”

三鞠躬，是一种致敬，也是一种祈佑，每次进山都不知会遇到怎样的险境，但每次都能平安归来，陈烈觉得这是烈士们冥冥之中的一种保佑，“守护是相互的。”

陈烈曾掉进过第十团驻地遗址附近的石窖，当时他整条腿都陷了进去，窖口的石块卡在腰上，动弹不得，脚也探不到底，只能用两只胳膊一点点将身体撑起，手一寸寸地带动身体向旁边挪动，自己才缓缓爬出来。

这也是他选择春末夏初上山的原因，秋天地面上会覆盖厚厚一层枯叶，一不小心就会踩入坑中。陈烈老了，58岁的他已经没了壮年时的敏捷和耐力，遇到危险后受伤的概率可能会比以前高很多，上山时的他与沈朝海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大，喊沈朝海停下来等他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以前陈烈上山还会带一双备用鞋，带一些急救药，后来为了减重，这些都不带了。

5月22日，爬山途中的陈烈。新京报记者 薄其雨 实习生 吴梦真 摄

走不动了，陈烈就躺在阴凉处的石头上休息。他计划着等雨季过去还要上山看看，“纪念碑和烈士墓不能被雨水、泥石流冲垮，这是守墓人的责任。”

新京报记者 薄其雨 实习生 吴梦真

编辑 刘倩

校对 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