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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文：杜甫：我的外壳是诗圣，灵魂是军事家（二）
有了基因、战事和军事实践因素的综合作用，让杜甫对战争有着与众不同的认识，可是他的军事思想到底有多高明？
不拓疆制侵凌老杜对战争目的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比如有一首名诗——《前出塞九首》，他在诗中写过这样两句：
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
杜甫认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敌人的“侵凌”，而不在于“杀伤”人的多少。既然战争的目的是如此，那么凡是正义的战争都应给以支持；凡是侵略性的战争都应该给予坚决反对。
即使是本国政府发动的战争，他也不是站在天朝的角度一味地唱赞歌，不像有些人站在寒冬里唱暖阳高照，嘴巴难道不冻得哆嗦吗？
比如《兵车行》开头几句：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这首诗就是杜甫严厉谴责了唐玄宗对南诏发动的不义战争。《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在征讨南诏失败的情况下，杨国忠仍然在两京地区和黄河南北招募士兵再次征伐，但是，百姓之间相互传言南诏地区多瘴气，去打仗就是送死，所以很多人不肯去应召当兵，面对兵源的大量缺失，杨国忠采用了最卑劣的手段，他派遣御史分道捕人，铁链枷锁捆绑到军所。于是百姓怨声载道，所到之处哭声振野。
所以说杜甫的对战争的目的意识十分明确，而对于战争的手段，杜甫则认为应该抓住主要矛盾和解决主要问题，就如同“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一样。
格局大策略高有军事意识的人，还必须懂得战争的策略：大到整个战略局势的指挥，小到一个具体的战例，都必须做到全局在胸、了如指掌。
杜甫在一篇散文《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中，充分体现了他高超的战略意识。
文章开篇即对官军未及时组织进攻委婉地提出了非议，757年，安庆绪败走相州，此时正是一举歼敌的大好时机，但肃宗的主要精力却并未放在剿灭残贼上，而忙于惩戒伪官、迎接上皇、大赦天下、封赏功臣。而此时的安庆绪在喘息之余积极发展力量，准备东山再起。杜甫正是认识到了形势的紧迫性所以才上表为谋，希望朝廷早日进军。
但最令杜甫担忧的并不是固守一隅的安庆绪，而是降唐不久，坐拥十三郡的史思明。文中写道：今大军尽离河北，逆党意必宽纵。事实上，史思明反意早现，史思明曾经公开上书，说如果朝廷不杀李光弼，他就要引太原兵去亲自诛杀李光弼。但是这封奏折并没有引起唐廷的注意与防范，以致在758年，唐朝派遣九节度使合围安庆绪时，这柄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突然而降，大败唐军。而杜甫却清醒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欲灭庆绪，必讨思明，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图状》呈递上两个月后，朝廷即下诏旨，谕令九节度使合围安庆绪。最为精彩的是朝廷任命的九路节度使中有七位节度使都在杜甫的出兵建议内，尽管出兵的具体路线与《图状》有所不同，但至少说明杜甫军事战略格局，绝非信口而大语。
再如“安史之乱”如火如荼地爆发后，唐肃宗为了迅速平定内乱，决定向回纥借兵。而借兵的条件是：平叛胜利后，土地回归唐朝，财物归回纥所有。
对唐肃宗的这种劳民伤财、饮鸩止渴的“借兵”政策，杜甫在《留花门》一诗中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北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
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
……
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
这诗中的“花门”指花门堡，其地在今内蒙古北花门山堡。回纥经常驻兵于此，因而唐人常常以“花门”作回纥的代称。
回纥的天性凶残、贪婪，在长安和洛阳两京收复后，回纥的部队所到之处，无不抢掠财物、奸淫烧杀，其所犯罪行与安禄山的叛军行径完全如出一辙。这就是“借兵”政策的必然下场！然而“借兵”政策的危害还不仅仅于此，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时有发生。
唐代宗曾派太子李适(后来的唐德宗)迎回纥的“可汗”于黄河北岸。回纥可汗要求李适以儿臣礼节参见，李适拒不从命。可汗恼羞成怒把李适的随从将领各捶一百，有些人被当场毙命，堂堂大唐王朝的使者受到如此严重的奇耻大辱，因此杜甫以满腔难以遏制的愤怒心情又写下了《遣愤》诗：
闻道花门将，论功未尽归。
自从收帝里，谁复总戎机?
蜂虿终怀毒，雷霆可震威。
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
诗中的“论功未尽归”是指平叛结束后，根据原先协议回纥兵应无条件地退回去。但回纥的太子叶护建议：让回纥的部队留在沙苑(今陕西大荔县南)，昏聩的唐肃宗竟然予以完全同意。杜甫认为如果让回纥的部队留在大唐的疆域上，从军事上讲无异于养痈遗患、后患无穷。因而《遣愤》诗的“愤”它所包含的深刻含义有：
第一、向回纥借兵是战略的错误；
第二、让回纥的部队留下不走是战术的错误；
第三、回纥兵凶狠残暴如蜂虿怀毒，朝廷应震雷霆之怒而防止之。
第四、每年都要赔偿回纥丝帛几十万匹，国家府库早已为之空竭，这种遗害千年的“借兵”政策不早日结束还更待何时呢?
杜甫目睹朝廷战略、战术的一错再错，再看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和国库的空竭，椎心泣血也不足以表达出他的愤恨。
讽和亲批将领唐王朝利用驱狼赶虎之计策，可是虎走了，狼又来了，回纥在国内烧杀抢掠，朝廷一看到实在不行的时候，他们又想出了一个“和亲”的政策。对“和亲”政策，杜甫在《警急》一诗中对其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才名旧楚将，妙略拥兵机。
玉垒虽传檄，松州会解围。
和亲知计拙，公主漫无归。
青海今谁得?西戎实饱飞!
在这首诗中，杜甫一针见血指出“和亲”的政策是一种“计拙”到极点的愚蠢政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种政策的最终结果你看“青海今谁得”呢?不是汉人，而是“西戎实饱飞”，饱飞的意思是指欲望得到满足即离去，不能长久归心。
同样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首》的第三首诗中，还借咏王昭君远嫁异域的故事，同样对“和亲”政策提出了批评，这首诗歌大家应该很熟悉了，高中课本要求全篇背诵：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杜甫这首诗借王昭君的故事，批判了汉元帝的昏聩胡涂，只凭图画来辨识人的美丑，致使王昭君远嫁匈奴，客死异乡。全诗除了深沉寄寓着杜甫个人像王昭君一样不为朝廷所重用以致长期漂泊西南的怨恨之外，它同样说明：“和亲”给王昭君带来什么呢?除了老死沙漠地区之外，还有的就是“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汉代的“和亲”政策是如此，唐代的“和亲”政策又会有什么好结果呢?
老杜除了反对和政策能看出他的军事思想，对唐王朝诸将领的批评同样可以充分体现出杜甫的“军事意识”思想。比如对哥舒翰的批评：
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
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哥舒翰好饮酒，颇恣声色。他深得唐玄宗的信任，不断加封他为鸿胪外卿、御史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哥舒翰最“出名”的地方就在于安禄山反叛后，叫他带兵20万固守陕西省潼关，潼关是东都洛阳通向长安的咽喉之处，但他却全军覆没，遂使坠入黄河被淹死的士兵多达数万人，真是“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哥舒翰为什么会全军覆没呢?除了杨国忠的暗中掣肘之外，主要是他骄横自满、麻痹轻敌。所以杜甫痛彻肺腑地说：“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骄兵必败，这是自古以来无数战争、战例的经验总结。
杜甫对哥舒翰的批评，一方面表现了他对广大死难者的深切同情，另一方面则是从军事上告诫其他边防将领：前车之鉴，后车之覆——千万不要麻痹大意，再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哥舒翰了!
无论什么人，只要老杜看到这个人的缺点，他一定会揭露出来，无论这人是将军，还是当朝宰相。
公元756年宰相房绾在唐肃宗面前“自请将兵收复京都，肃宗许之”，其实这房绾是一介书生，他哪里会打仗，他要收复长安，这话听着豪气干云，可是实际操作起来就是狼狈不堪了。
十月，房绾率领大军与安禄山的叛军在咸阳一带遭遇，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大战在即，房绾信心十足，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到了秘密武器上：两千辆牛车。牛车周围还布置了一些骑兵和步兵，用于配合作战。房绾应该是兵书看多了，历史上确实有牛车取胜的案例，可是，这是需要时机的，牛又听不懂话，它们要真是勇猛冲向敌人，还真管用，关键是很难揣测牛是怎么想的。
“绾用春秋车战之法，以车二千乘，骑兵步兵夹之。既战，贼顺风扬尘鼓噪牛皆震骇，因缚纵火焚之，人畜挠败，为所伤杀者四万余人”。
唐军驱赶着牛车缓缓前进。谁知，叛军早有准备，集中了大量的战鼓，一起鼓噪。要命的是，唐军处于下风向，牛听到鼓声，开始焦躁不安，此时，叛军趁机放火。牛彻底受惊，不再往叛军方向冲击，而是四处乱窜，有的还反过来冲向了唐军，叛军趁机掩杀，唐军难以抵挡，顿时大败。房绾狼狈逃跑，为了挽回颜面，他整理残军，再次攻击，谁知又被杀了个大败，损兵折将，连手下大将很多都向叛军投降。战后一统计，居然足足损失了四万多人，房绾后来又连续多次失败，军队可以说被打得片甲不留。
这实在是令李亨肉疼，皇帝勃然大怒，本来想重罚房绾，在杜甫等人的劝说下，房绾才免于严惩，只是被罢了相。
对房绾的败绩，杜甫虽然替他求情最后还连累自己也被皇帝免了官，可是他对房绾也有万分痛心地批评：
“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
房绾兵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杜甫从军事学的角度指出房绾的失败在于“仓卒”上阵，这确实是极有见地的批评，自古以来凡是仓卒上阵的人，焉有不败之理?因此房绾屡战屡败也就是情理之中在所难免的事了!
纵观杜甫的一生，他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虽然没有孙膑、曹操等人那么有名，但他在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军事意识”无论如何在唐代的所有诗人中是一流的，他的“军事意识”主要来源主要是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无限的热爱和关心以及他的特殊经历和亲身的社会实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甫不失为一位优秀的军事战略家。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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