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高考语文状元博士曾经说过:那些要求学生读《论语》的,应该是自己想要读却读不下去《论语》的。真正通读过《论语》的,有几个觉得应该让每个中学生都去读?鲁迅:“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
要到东关看五猖会去了......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
“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
这所谓“书”,是指我开蒙时候所读的《鉴略》。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
“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粤自盘古,生于太荒。
首出御世,肇开混茫。
就是这样的书,我现在只记得前四句,别的都忘却了;那时所强记的二三十行,自然也一齐忘却在里面了。记得那时听人说,读《鉴略》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那当然是很好的,然而我一字也不懂。“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读下去,记住它,“粤自盘古”呵!生于太荒”呵!……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成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清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
他们都等候着,太阳也升得更高了。
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
“不错,去罢。”父亲点着头,说。
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我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鲁迅《五猖会》)
假设鲁迅他老爸从生病一开始就不相信老中医的话,假设那时的绍兴城有西医的话,也许鲁迅他老爸就会多活一些年(注:关于鲁迅他老爸是如何被骗子医生们慢慢“治”死的,鲁迅在《父亲的病》中有详述),鲁迅他老爸的教育方式就会将鲁迅培训成为一个只会写八股文的“熟读圣贤书的秀才”(注:据鲁迅《琐记》之记述,的确如此),而不会使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之旗手,更不会使鲁迅最终成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注:韩国文学评论家金良守语):“我(注:这个“我”就是老中医陈莲河)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有一回陈莲河先生又说:“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我的父亲沉思了一会,摇摇头。凡国手,都能够起死回生的,我们走过医生的门前,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扁额。现在是让步一点了,连医生自己也说道:“西医长于外科,中医长于内科。”但是 S 城(注:绍兴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因此无论什么,都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苗”。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鲁迅《父亲的病》)
命题作文,我最不擅长。否则,我在清朝不早进了秀才了么?(鲁迅《而已集》)
假设鲁迅他老爸的钱不被“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们早早骗光的话,也就是说如果鲁迅他老爸的钱不被老中医们骗光的话,鲁迅就不会“没有钱”→鲁迅就不会受“流言”攻击→鲁迅就不会离开绍兴→鲁迅就不会去到“中西学堂”去学被“绍兴全城所笑骂的洋文和算学”(注:见《琐记》):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又何况是隔日一次。(鲁迅《父亲的病》)
“徐子以告夷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今也不然:舌之音,闻其声,皆雅言也。……”(注:这是鲁迅在《琐记》中所记录的绍兴的秀才们用来讽刺讥笑学习外语者的句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出自《孟子》,大致的意思是说:我只听说过用中原的一切来改变边远落后地区的,没有听说过用边远落后地区的一切来改变中原的)
假设鲁迅他老爸的钱不被老中医们骗光的话,他就会继续扼杀鲁迅追求学问之兴趣,鲁迅就不会去到江南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鲁迅就不会知道“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鲁迅就不会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鲁迅就不会弃医从文: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 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呐喊》)
惨痛的求学经历使鲁迅意识到“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见《狂人日记》),鲁迅深刻地认识到:中小学生不应该大量背诵古诗文。
所以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急呼:救救孩子……
所以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向企图复辟封建旧文化者中发出了怒吼:“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自从所谓“文学革命”以来,供给孩子的书籍,和欧、美、日本的一比较,虽然很可怜,但总算有图有说,只要能读下去,就可以懂得的了。可是一班别有心肠的人们,便竭力来阻遏它,要使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
“......妨害白话者的流毒却甚于洪水猛兽,非常广大,也非常长久......”
“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阅读至此,如果你还是不清楚是否应该让中小学生大量背诵古诗文,如果你觉得我的分析还不能为你指明方向,那么接下来就让鲁迅为我们指明方向吧:尊孔,崇儒,读经,复古,可以救中国,这种调子,近来越唱越高了。其实呢,过去凡是主张读经的人,多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要人们读经,成为孝子顺民,成为烈女节妇,而自己则可以得意恣志,高高骑在人民头上。他们常常以读经自负,以中国古文化自夸。但是,他们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制造"五卅"惨案的日本兵,可曾用《易经》咒沉了"三一八"惨案前夕炮轰大沽口的八国联军的战舰?
你们青年学生,多是爱国、想救国的。但今日要救中国,并不在多读中国书,相反地,我以为暂时还是少读为好。少读中国书,不过是文章做得差些,这倒无关大事。多读中国书,则其流弊,至少有以下三点:一、中国书越多读,越使人意志不振作;二、中国书越多读,越想走平稳的路,不肯冒险;三、中国书越多读,越使人思想模糊,分不清是非。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所以指窗下为活人的坟墓,而劝人们不必多读中国之书。
(鲁迅《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1926年10月14日在厦门大学周会上讲》)
此时此刻,如果你还是不太清楚是否应该让中小学生大量背诵古诗文,如果你还是觉得有点迷茫有点方向不够明确,那么就让鲁迅再一次为我们指明方向吧: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
清朝又是外国人。中国的老调子,在新来的外国主人的眼里又见得新鲜了,于是又唱下去,还是八股,考试,做古文,看古书。但是清朝完结,已经有十六年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们到后来,倒也略略有些觉悟,曾经想从外国学一点新法来补救,然而已经太迟,来不及了。
老调子将中国唱完,完了好几次,而它却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发生一点小议论。有人说:“可见中国的老调子实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试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满洲人,不是都被我们同化了么?照此看来,则将来无论何国,中国都会这样地将他们同化的。”原来我们中国就如生着传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还会将病传到别人身上去,这倒是一种特别的本领。
殊不知这种意见,在现在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为甚么能够同化蒙古人和满洲人呢?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比我们的低得多。倘使别人的文化和我们的相敌或更进步,那结果便要大不相同了。他们倘比我们更聪明,这时候,我们不但不能同化他们,反要被他们利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腐败民族。他们对于中国人,是毫不爱惜的,当然任凭你腐败下去。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
......
现在的外国人,不比蒙古人和满洲人一样,他们的文化并不在我们之下。那么,怎么好呢?我想,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抛弃了老调子。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社会毫无关系了......
(鲁迅《老调子已经唱完——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最后,还是以鲁迅的指示来结束这“一点小议论”吧,让鲁迅最后一次为我们指明方向吧: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
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鲁迅《无声的中国——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真希望每一位中国人都能够听到这些鲁迅真实的怒吼声!
真希望“思想模糊,分不清是非”的语文老师们也能够听明白——虽然这不太可能[捂脸]
真希望这“一点小议论”不要再继续轮回转世祸害后代子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