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土面积的绝大部分都被沙漠所覆盖，地理位置、人口规模和能源禀赋却使得沙特王国成为中东世界当之无愧的“轴心”。在这里，历史和现实、传统与现代以一种异常复杂的模式嫁接到了一起，并且因其高度封闭而不为外界所知。而它的前途及其在大中东造成的扩散影响，对21世纪初的世界意义将至关重大。

文|刘怡

2014年10月9日，一群结束麦加朝觐的穆斯林信众抵达伊斯兰教另一圣城麦地那

Anabasis

吉达（Jeddah）机场北航站楼的到达大厅，给我的第一印象极为冷清。在2018年这个初春的正午，排队等待通过非宗教团体海关入口的外籍人士总数还不到20位，在素来熙熙攘攘的中东公共交通设施里显得相当反常。实际上，当我在阿布扎比换乘航班时，周围的气氛已经开始发生微妙的改变：一路正襟危坐的老年日本游客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用斜披毛巾（称为“净服”）或连体白袍裹身的东南亚面孔。额头上的皱纹、粗糙的手指、面对英语询问时的茫然眼神以及统一配发的行李箱暗示了他们的身份——一群终于攒够盘缠、可以在出行淡季组团前往麦加的印度尼西亚农村穆斯林。他们必须首先飞抵圣地的接驳口岸吉达，随后乘坐包车前往禁寺。从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这条连接吉达和麦加的朝圣线路已经不间断地存在了1400年。

身着熨烫平整的白袍、头包红色细格方巾的海关官员茫然地望着天花板，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姿态翻弄着我的护照。随后的两个星期里，我曾无数次在边防警察、巡逻军官、安检人员以及其他政府工作人员脸上看到了类似的表情：不同于叙利亚军警的敌意，也不同于黎巴嫩人的好奇心，更多是因为生活优渥和缺乏刺激带来的无聊感。在这个尚未开放旅游签证申请的神秘国度，域外来客倘若不是出于宗教目的，大部分也是冲着石油和奢侈品业务而来；而最近3年半里全球能源市场的降温，已经令这些投机客减少了很大一部分。在只有十多位旅客需要入境的情况下，审批者和等待者都显得不急不躁，耐性十足。直到集体通过朝觐游客入口的印尼旅行团已经消失，官员才打着呵欠在护照上盖上了黑色入境章。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交谈过。

站在官员身后、一身橄榄绿军装的边防军士兵对我伸出手来：他索要的是一张记录有入境人员编号的小纸片。这张纸片就静静地躺在官员右手边的打印机出纸口上，只是被这位慵懒的老爷遗忘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心地询问：“编号卡？”官员连脖子都没有转动，用口音标准但极不情愿的英语嘟囔了一句：“你可以入境！”我不得不又拍了他一下，指了指身后横眉怒目的士兵——两人之间相隔不足1米，但始终不做直接对话。这一回，官员终于勉为其难地放下了撑住脑袋的右手，用指尖夹住编号卡递给了我。顺带还让我发现了他所有倦怠情绪的来源：右耳里塞着的AirPods无线蓝牙耳机。显然，现在是他例行的午后音乐时间。

2017年12月31日，沙特政府官员试乘连接麦加、麦地那两圣城的哈拉曼高速铁路线的第一趟列车

在吉达机场短短半个小时的经历，已经足够让我建立起对沙特阿拉伯王国及其国家机器的初步印象：友善但低效，严重的官僚主义，溢于言表的等级观念（官员拒绝和普通士兵交流），以及公共场合（不得播放音乐）和私人（用手掌盖住的蓝牙耳机）生活的分裂。这些特征在重要性上丝毫不亚于充斥着所有公共空间的宗教成分。在那位年轻海关官员的脸上，有一种只有在富裕国家中上层人士身上才会凸显出的骄傲气质：一种因自我感觉良好而导致的“不上心”。它使我想起了最早发明“最终之人”（亦译作“末人”）这个词的德国哲学家尼采，1885年他就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写到过：“‘我们发明了幸福。’末人说，并且眨眨眼。”

“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顾名思义，由“沙特”和“阿拉伯（半岛）”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素共同构成。前者标记了这个王国的创始家族以及政治权力的控制者，后者则是其地理坐标。你在那些脍炙人口的古代典籍中很难找到它的踪迹——无论是在受希腊文明浸染的、从北非延伸到中亚的Ecumene（希腊语“定居世界”）版图上，还是在威廉·麦克尼尔标记的全球文明迁徙路线图中，被高原草场和大片沙漠覆盖的阿拉伯半岛腹地都属于被遗忘的边缘地带。尽管伊斯兰教信仰就在汉志山脉和海岸线之间的狭窄平原奠基，但它在现实世界里的荣光却更多被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罗所僭夺。19世纪70年代，英国诗人、探险家查尔斯·道尔蒂（Charles Montagu Doughty）抵达今天的利雅得，他所目睹的只有一群艰难求生的贝都因人：“干涸的溪流发出有气无力的嘶鸣，中间夹杂着流沙移动的巨大噪声。若上帝没有创造骆驼，内志地区将不会有人烟。”

是20世纪的两次全球版图变动重新“发现”了阿拉伯半岛，并使它成为那个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翼、沟通“心脏地带”与外围大洋的中东四边形板块当之无愧的“轴心”。全世界已探明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一半左右集中于此，仅凭沙特国王一人的决断，便足以引发1973年席卷西方世界的能源危机。21世纪初全球治理中的一切突出问题——人口爆炸、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中远程制导武器（弹道导弹）的扩散、水资源短缺——在这里也都有凸现。是故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沙特阿拉伯的国际地位非但不曾因为“冷战”的结束而有所折损，反而因其在全球“文明冲突”、叙利亚内战以及也门干涉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关注度日益获得提升。

与此同时，沙特王国依然是全世界富裕国家中最不为外界所熟知的异类。它的王公贵族们的奢靡生活，它的依靠宗教经典和高阶教士诠释的治国方略，乃至它那历史悠久的朝觐经济和“输出动荡”外交方针，一方面因其独特性而为世人所津津乐道，另一方面却又难于建立完整的面相。传统阿拉伯社会对“墙外（公共）”与“墙内（私人）”生活的严格区分，似乎也适用于作为国家的沙特阿拉伯。而始于2016年的“萨勒曼改革”带来的新气象，更使外界对沙特王国能否以更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化时代、统治家族的至高无上地位能否继续维持，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与疑问。这些都构成我亲身前往阿拉伯半岛、探访这一“轴心”的动机。

根据沙特王国政府公布的时间表，到2018年夏天，允许妇女驾车、开放外国人旅游签证申请等前所未有的改革措施将会付诸落实。而我在2018年春节之前进行的这次旅行，恰好选在了一个微妙的时间点上：新政策造成的冲击已经开始显露其初步效果；但在更激进的措施落地之前，传统社会的大部分面相仍在维持最后的稳定。走出吉达机场之时，我想起了2400多年前希腊人色诺芬的名著《远征记》（Anabasis）——当时色诺芬从地中海长途跋涉前往波斯高原，参加波斯王位争夺战。日后他用希腊语中代表由海向陆行进的Anabasis一词来命名他的回忆录。在乘坐波音787型客机抵达红海海滨的吉达之后，我的旅程同样构成一场Anabasis。

在现代沙特第一座正式王宫马斯马克要塞之前的广场，一群小学生正在举行足球比赛

夏娃与拉登

作为历史悠久的红海要港以及沙特王国第二大城市，吉达充当交通和物流枢纽的地位可以追溯至遥远的公元前5世纪。海洋基因对城市规划和社会生活的塑造，已经深深注入了市井生活的面貌。上世纪90年代规划的新城区主体完全是围绕港口而建，连接机场与住宅区的高速公路几乎和海岸线平行，视线极为开阔。进入深夜，港区依旧是一派灯火通明：进出苏伊士运河的散货船和大型滚装船会以这里为中转站，彻夜不停地进行上下货作业。地理决定了这座城市的价值和出路——中东和北非所有国家的首都距离吉达的飞行距离都小于两小时；东非的农作物、亚洲的纺织和轻工业制品以及越南的咖啡会沿东西两条航线首先到达这里，经过重新装箱组合之后北上直抵欧洲，报关作业也在本地完成。因此，吉达是我此行探访的沙特大城市中外国人数量最多的一处，也是西式教育最发达的一处：和迪拜一样，这些人力资源需要为全球经济服务。

伊玛目（Imam，穆斯林礼拜活动的领祷者）阿卜杜勒试图在吉达街头教会我分辨阿拉伯男性的着装方式和他们的宗教、文化立场之间的关系：最常见的穿法是用白袍包住从脖颈到脚踝的全身，头发（包括刘海）用圆形小帽整个裹住，上方再加披一条用圆形发箍压住的围巾。它代表的是一种对传统“均衡”的遵从。不戴发箍、白袍截短至脚踝上方的穿法多见于老年人身上，代表了最保守的社会观念；年轻人则有不戴头巾、下身着宽大灯笼裤的打扮，但几乎只有外国人才会完全采用T恤衫加牛仔裤的松垮美式搭配。“老实说，由于着装的缘故，一切健身和户外运动在这里都很难推广。”伊玛目幽默地耸耸肩膀，“任何一位体面的沙特男性都不会在妇女面前露出大腿。为了让白袍保持整洁，只有少出汗、并且尽可能减少和他人的肢体触碰。所以即使是在年轻的大学生里，也只有极少数人有经常运动的习惯。就算是在室内健身房，许多人也会选择穿长裤。”

不难推断，在这种习俗的影响下，大腹便便的年轻人在吉达街头随处可见。白袍的遮挡使他们对这种不甚健康的生活方式安之若素——“高糖分的日常饮食、缺乏运动和接受直接光照不足（因为衣物遮挡）使大部分本地人在中年之后都会饱受糖尿病、关节炎和骨质疏松的困扰。”在英国接受了大学教育的伊玛目介绍道，“想必你会在许多商场和车站见到依靠轮椅代步的老年人。”这一点对妇女的影响更加明显：无论是包裹最严实的波卡（Burqa）罩袍，还是允许面部和手部露出的希贾布头巾，都不鼓励外人窥测一位女性的头发长度和身体曲线，只有未成年人例外。“你几乎不可能仅凭肉眼就分辨出一位妇女是极度超重还是有孕在身。”伊玛目笑着表示，“但有些事情是很复杂的。当一位阿拉伯妇女结婚之后，她通常会获得对家庭财产和日常生活事务的更大话语权，经济上也会更宽松。因此几乎只有已婚妇女才有条件购买漂亮的时装、烫染更时髦的发型：尽管你们外人看不到。大多数外国人认为这对女性不够友好，但本地的年轻姑娘反而更渴望成年和婚姻。”

2016年8月30日，巴勒斯坦加沙市的一群老年穆斯林妇女聚集在卡提布广场，等待启程前往麦加圣地朝觐

然而吉达毕竟是一座国际化色彩浓厚的城市。即使是优步（Uber）司机也明白，外来客对阿拉伯传统服饰的兴趣很快就会消失，他们在寻找的是更有历史感的建筑和遗迹，可惜在此地并不算太多。“你们听说过夏娃墓吗？”一位司机问道。是的，听说过：现在那里是一块用混凝土浇筑过的平地。它的存在属于中东地区常见的那种魔幻离奇的古老掌故，一种将前文明时代的神话传说与真实历史混杂在一起的做法。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关于人类起源的共同创世传说都承认亚当和夏娃是全体人类的先祖；按照《古兰经》、圣训和公元10世纪前后的古老典籍的记载，夏娃出生于吉达；她从这里出发前往麦加，在阿拉法特山附近和亚当做最初的会面。当她身故之后，灵柩被运回吉达郊外，安葬在一处白色穹盖形墓地内。19世纪几位小有名气的欧洲探险家曾经饶有兴味地探访过这处带有猎奇色彩的遗迹，据《一千零一夜》第一个英文版的翻译者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Sir Richard Francis Burton）回忆，夏娃的墓穴全长接近8英尺（约2.44米），浮夸至极。

这座被种种神话所笼罩的奇特建筑在1928年被汉志总督费萨尔亲王（后来的沙特国王费萨尔）在一夜之间夷平，1975年又用挖掘机捣毁了地基，表面浇上混凝土。这些措施属于王国政府“破除偶像崇拜”文化政策的一部分——诚然，沙特王室希望通过控制历史悠久的文化名胜来增强他们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但还有另一种动机在左右他们的政策缔造：希望将阿拉伯半岛的历史和宗教特征始终和沙特家族本身及其尊崇的瓦哈比派信仰捆绑在一起，通过消解一切带有异端色彩的成分，来营造“沙特家族与阿拉伯半岛同生共长”的直观印象。对麦加古城的重新规划和建设属于这当中的“正向”部分，对夏娃墓这类来路可疑的历史遗迹的损毁则属于“反向”的部分。当然，被永久性移除的还有其他一些确凿无疑的历史文化地标，例如麦加城内的穆罕默德出生地、他的父母的坟墓、什叶派创始人伊玛目阿里的故居，以及伊斯兰教肇始阶段的数十座清真寺和先贤陵墓。按照瓦哈比派教义，对这些“圣物”和“圣陵”的礼拜都属于偶像崇拜之列，应当被禁绝。

现代沙特阿拉伯的缔造者伊本·沙特（左）与其长子王储合影

取代语焉不详的夏娃受到公众尊崇的是沙特家族的历代国王以及他们在现实世界的追随者，特别是吉达地区最著名的新贵：本·拉登家族。出生于也门的老穆罕默德·本·阿瓦德·本·拉登（Mohammed bin Awad bin Laden）阁下在1930年来到吉达，承接了为美国石油公司建造工人宿舍和生活区的工程。他的精明和高效逐渐引起了沙特王室的注意，伊本·沙特国王在1932年委派他负责吉达地区搁置多时的胡扎姆行宫（今天已经改建成吉达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的改建工程。和许多阿拉伯男性一样，老国王从中年时代起就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关节炎，不得不以拐杖和轮椅代步，而拉登用一个杰出的细节赢得了他的认可：胡扎姆宫的正门和建筑主体的大厅（高于地面半层）由一条宽敞的车行道连接起来，国王的座车可以直接开到会客厅门口，随后放下轮椅。在那之后，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老清真寺的扩建工程都被承包给了这家名为“沙特本·拉登集团”（SBG）的新公司，利雅得最初的几座混凝土建筑和高楼大厦也是出自老拉登的手笔。

对当时尚未获得石油财富“输血”的沙特王室来说，拉登家族是一个可靠的托管人：他们从半岛南部迁来吉达，在本地没有部落根基、也缺少政治野心。考虑到王国政府的财政困难，老拉登在最初十几年一度以垫款的方式替国王翻修清真寺和宫殿。伊本·沙特和他的儿子费萨尔决定给予这位“皇家包工头”最丰厚的奖赏：将沙特全国新清真寺和公路网的建设权提前许诺给拉登家族，并保证支付的款项不低于给英美同类企业的报价。到1967年老拉登因为飞机失事身故之时，他的家族财富已经积累到了50亿美元以上，富可敌国。

老拉登最终被埋葬在了他的发家之地、也是沙特本·拉登集团总部所在地吉达的一处墓园。而他的56个儿子之一、1957年出生的奥萨马·本·拉登自幼生活在利雅得，直到1976年才返回吉达，进入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以伊本·沙特的正式王号命名）学习经济学。1979年，奥萨马在吉达为前往阿富汗参加对苏“圣战”的志愿者成立了一个招募营，利用家族企业的招工网络将那些年轻的狂热分子从埃及和叙利亚聚集到沙特，再统一运往与阿富汗接壤的巴基斯坦。1984年，他本人也经白沙瓦进入阿富汗，自此踏上了一条与父亲大相径庭的道路。但这从未影响到拉登家族与沙特王室之间的关系：到今天为止，拥有超过4万名雇员的沙特本·拉登集团依然是该国最大的机场、公路、清真寺、城市住房和桥梁承建商，净资产不低于70亿美元。人际网络和家族关系始终主导着沙特王国的上层财富分配，并且不因个别成员的背叛而轻易改变；这一点和阿拉伯世界上千年以来的传统规则分毫无差。哪怕“墙外人”将会因此承受后果惨痛的代价。

在现代沙特第一座正式王宫马斯马克要塞之前的广场，一群小学生正在举行足球比赛

哈里发的铁路

“在这个时节，我们可能是‘唯二’亲身探访到汉志铁路起点和终点的中国人。”站在麦地那铁路博物馆低矮的正门前，我不禁对摄影师李亚楠感慨道。2017年9月初，我们在叙利亚大马士革见到了中东第一条近代铁路——汉志铁路（Hejaz Railway）的起点站；5个月后，2018年1月底，我们又在麦地那打量着这座已经被改建为博物馆的终点站。这条穿越黎凡特和汉志山脉以东、全长1320公里的铁路曾经是奥斯曼帝国将其中东附庸国和近代世界连接起来的标志；而对它的破坏和废止，象征着最近100年中东权力和版图的变迁。

尽管同样服膺于伊斯兰教法的约束，并且建立起了由帝国苏丹兼任哈里发（Caliphate，伊斯兰世界宗教和世俗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的政教合一秩序，但奥斯曼帝国复杂的人口来源、宗教背景以及地理版图为其植入了多元文化的色彩。到17世纪末为止，帝国的核心统治区依然在黑海沿岸与地中海东部；西欧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将与土耳其有关的领土问题称为“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的缘由即据此而来。直到近代前夜的19世纪初，阿拉伯半岛腹地才被正式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在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等帝国的边缘部分，苏丹行使的是一种特殊的间接统治制度：帝国并不通过直辖机构行使对当地的直接治理，而是仅仅设置若干税务监督官和军事总督，负责最关键的征税和战争事务；对一般民事和宗教问题的管辖权则被委托给了当地声名卓著的封建王公、部落谢赫（Sheikh，意为长老）以及教派领袖，由他们在苏丹的首肯下行使治理权。帝国的核心领土始终在安纳托利亚，阿拉伯半岛这个边缘世界则按照历史上形成的势力分布，大致分成也门、汉志（今沙特西部沿海地带）、内志（Najd，今沙特腹地）、伊迪里斯（Idrisid，今阿西尔省）几个独立的附庸国。

今日的沙特王国以坐拥麦加、麦地那两座圣城而闻名于世；但在13世纪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圣城所在的汉志地区却处在沙特家族的竞争者之一、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哈希姆家族的统治之下。而雄才大略的伊本·沙特直到1902年才在科威特埃米尔（Emir，阿拉伯王公头衔）的支持下重新夺回利雅得，在帝国晚期的政局中不过是一介配角。在20世纪初，统治两圣城和吉达港——它们囊括了当时阿拉伯半岛最富庶的红海沿岸——的是哈希姆家族族长、以“阿拉伯人之王”自居的侯赛因·伊本·阿里（Hussein bin Ali）。伊本·沙特的骆驼骑兵则还在内志的广袤大漠中，与受到土耳其苏丹认可的拉希德家族争夺有限的几块绿洲的控制权。

然而“欧洲病夫”奥斯曼帝国的衰竭及其领土流失，不可避免地也将影响到阿拉伯半岛的命运。进入19世纪末，随着君士坦丁堡对埃及和巴尔干的控制权陆续被英、俄等国所取代，经营阿拉伯世界开始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新重点。1904年通过政变上台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即著名的“青年土耳其党”）以德国作为靠山，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近代化改革。在帝国的核心部分，他们推行君主立宪制，将行政和军事大权集中于内阁，由纯粹土耳其血统的青年军人把持。在领土的边缘部分，他们竭力打压阿拉伯人的独立意识，并且试图通过引进德国资本、修筑铁路，消解地理区隔对行使统治权构成的障碍。间接管理逐渐被直接控制所取代，地方王公们的权力开始变得岌岌可危。而其中影响最大的举措，便是20世纪初汉志铁路的建造和开通。

这条改变历史的窄轨铁路（轨距仅有1.05米宽），北起黎凡特第一大城市大马士革，计划修筑至麦加，使汉志、巴勒斯坦和大叙利亚这三个土耳其在中东的关键统治板块被直接连接到一起。部署在安纳托利亚的帝国大军在5天内就可以经叙利亚运送至阿拉伯半岛，以对当地民族主义者乃至由英国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形成威胁。叙利亚和汉志出产的农产品以及贸易转口物资，也可以经陆路输送到帝国核心区，不必再依赖可能被英国切断的海运。对志在推行“世界政策”的德皇威廉二世来说，汉志铁路更构成了未来柏林—巴格达—君士坦丁堡（合称“3B”）大陆交通网的前期布局，意义至关重大。只是在整个哈希姆家族的极力抵制下，帝国当局才勉强做出妥协，同意只将铁路最南端修筑到汉志王国北方的麦地那（Medina）。但整个工程毕竟木已成舟。

1900年，汉志铁路工程在大马士革正式破土启动，由德国工程师海因里希·奥古斯特·迈斯纳担任项目总监，德意志银行提供贷款。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还以哈里发的名义在全球穆斯林信众中进行了募捐，承诺未来将会用铁路将朝觐者送往圣地。至1908年9月1日，最南端的麦地那站正式通车，宣告了这一历史性工程的落成。土耳其因此欠下德意志银行2900万土耳其镑的债务。但盛况仅仅维持了不到8年：为了从内部瓦解奥斯曼帝国，并从根本上消除中东战线对苏伊士运河航运的影响，1916年6月，英国驻埃及当局策动哈希姆家族在汉志发动阿拉伯人大起义，开辟了反对土耳其人的新战线。他们开出的条件是在战后建立一个从阿勒颇延伸到亚丁、由哈希姆家族统治的统一阿拉伯国家。大名鼎鼎的英军情报人员和游击战专家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上尉指挥阿拉伯起义军在汉志铁路沿线进行了一系列破坏活动，使其濒临中断。

然而老牌殖民帝国的嗅觉，使英国绝不会将哈希姆家族视为唯一的利益托付对象。在策动阿拉伯大起义的同时，英帝国印度事务部正打算将刚刚统一了内志地区的沙特家族扶植为候选代理人。经过伊本·沙特的军事顾问、英国人威廉·莎士比亚上尉（他最终战死于对拉希德家族的战争中）的长期策划，1915年12月，英印远征军政治专员珀西·考克斯爵士（战后出任英属伊拉克高级专员）在波斯湾的塔鲁克岛与伊本·沙特会面，双方签署了《达林条约》。英方承诺一次性提供给沙特家族2万英镑的资助和1000支步枪，此后每月还有5000英镑的津贴，以协助伊本·沙特继续攻克仍由拉希德家族控制的阿拉伯半岛东部。作为交换，沙特家族承诺不会吞并科威特、巴林以及波斯湾西岸由英国保护的几个埃米尔国，并支持英国的战后中东政策。

1975年，吉达一所女子小学的外籍教师正在授课

尽管同样身为英国的战时盟友，汉志和内志代表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战略眼光。老侯赛因尽管保守陈腐，但受到劳伦斯以及两个雄心勃勃的儿子阿卜杜拉和费萨尔的影响，部分接受了现代民族主义的观念。在哈希姆家族的构想中，未来的统一阿拉伯国家将是一个君主立宪国，拥有现代议会和财政体系；阿拉伯世界的一切民族都可以在这个国家找到容身之处，汉志铁路则将成为新国家的经济动脉。而笃信瓦哈比派教义的伊本·沙特本质上仍把自己看作一个部落首领：他对一统阿拉伯世界并无野心，也无法接受多种信仰并存和君主立宪的图景。但沙特家族的“去国际化”视野与英国避免中东为任何大国独占的思路不谋而合，《达林条约》则保证了英国拥有核心战略利益的波斯油田的安全；汉志—内志之争的结果已经预定。

1918年10月30日，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在《穆德洛斯协定》上签字，宣布放弃对中东的一切领土和主权要求。1920年4月，英法两国在圣雷默会议上达成一致，将整个中东划分为分别由两国托管的委任统治区。汉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随后自行宣布建立“叙利亚阿拉伯王国”和“伊拉克阿拉伯王国”，但在英、法的军事施压下迅速崩溃。伦敦最终实现了使中东维持分裂的目标：老侯赛因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成为独立的汉志王国、外约旦埃米尔国（今约旦前身）以及伊拉克王国的统治者，但三国不得合并。内志王国则由沙特家族统治。1924年，老侯赛因在土耳其废除哈里发制度之前两天自行宣布加冕为“全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遭到内志军队的进攻，被迫让位给长子阿里、逃往外约旦避难。一年后，伊本·沙特攻陷麦加，将阿里驱逐出境，随后又吞并了处于半独立状态的伊迪里斯和吉赞。1932年，内志王国与汉志王国合并，沙特阿拉伯宣告诞生。

汉志铁路最后一次全程运行的时间，永久性地停留在了1920年。以哈希姆家族和沙特家族分别统治的约旦和沙特王国的国界为标志，它被彻底切断。尽管在两国内部，这条铁路的部分区段还继续运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叙利亚和约旦的部分轨道直到今天还在用于客货运输），但通过它将整个阿拉伯世界串联到一起的梦想在1920年之后已经荡然无存。这毕竟是一条属于哈里发的铁路：它需要一个有志于融合不同信仰、教派、文化以及地区市场的世界级战略家来加以统合，而伊本·沙特不是这样的人。这位精明的国王和他的众多儿子们始终以本家族、本部落的守护者作为第一身位，而无意插手围墙之外的一切。尽管沙特家族依旧以“两圣地侍奉者”的称号自居，并且乐于充当全世界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时的恩主，但他们也将与此有关的一切变成了自己的私产。与后来的“以邻为壑”政策有关的一切，都可以在废弃的汉志铁路上找到答案。一位航空摄影师告诉我：几年前他乘轻型飞机在沙特—约旦国界附近拍摄时，还能看到100年前被劳伦斯炸毁的列车。

2016年12月1日，一名沙特男子在利雅得市中心著名的高层建筑费萨尔塔第32层的观景台向外张望

在沙特王的宫殿

位于利雅得老城中心的马斯马克要塞（Masmak Fort）——现在的正式名称叫“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历史中心”——并不像它在BBC纪录片中被表现的那样高大巍峨。或许是因为最初是由沙特家族的世仇拉希德家族所修建，尽管在1938年之前它曾长期充当伊本·沙特的王宫，但始终没有做大的改扩建，外观也绝不富丽堂皇。整个要塞的正立面宽度只有不到30米，和许多国家的著名宫殿相比犹如一台玩具，要塞前的广场上凌乱地安插着石堆和稀疏的棕榈树。巨石砌成的厚重城墙以及四座突起的观察塔透露的是属于冷兵器时代古典战争的气息，尽管城堡内部已经陈列上了几门19世纪80年代生产的法国野战炮。最耐人寻味的则是它的正门：全宽仅有2米左右，入口处仅容一人通过。一种警惕和敌意的气息也从这道窄门背后透露出来。

欧美新闻界对马斯马克要塞的兴趣并非出自它那不算悠久的历史（建造于1865年），而是源于距离要塞仅有20多米的司法部旧大楼，以及它身后不算开阔的礼拜广场（Salat Square）。这个小广场还有一系列不那么严肃的别名，例如“色法尔广场”（以伊斯兰历法中代表霉运的色法尔月命名）和“剁剁广场”（Chop Chop Square），都是源自其用途之一：每年有若干天，待周五的主麻日礼拜结束后，司法部会将几名被视为十恶不赦的罪犯带到广场中央，处以公开斩首刑罚。死者的血污随后就被清水冲入排污槽，首级则重新缝合到脖颈上、用白布包裹好运走。2015年朝觐期间，麦加禁寺广场的一座塔吊曾经发生倒塌事故，造成超过500名民众死伤。被认为须对此事故负责的20多名当地警察随后就被带到礼拜广场，齐齐砍下了脑袋。2016年1月2日，深受年轻人欢迎的什叶派教士尼姆尔因为被控犯有“寻求外国干涉罪”和“武力对抗罪”，也在这里和其他46名犯人一起被处决。这一事件造成了巨大的国际反响，德黑兰的游行民众甚至焚毁了沙特大使馆。

BBC就“尼姆尔事件”拍摄的新闻纪录片曾经反复播放死者的鲜血被冲入下水道的镜头，造成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和舆论反响。但在2018年1月底的这个主麻日傍晚，我的直观感受却大不相同。礼拜广场并不是一处意在聚集人群、并通过公开处决造成警示作用的空间；它的面积相当有限，至多能聚集数百人，与麦加庞大的禁寺广场并不能同日而语。实际上，除去宗教用途外，沙特的所有公共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都竭力避免出现适合大量人群集结的处所，以避免潜在的政治煽动和游行示威。将处决犯人的刑场设在老城中心、旧王宫正前方，更像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即使是在1932年内志和汉志统一之时，伊本·沙特也不可能预见到他那贫瘠的国家有朝一日竟会获得近乎取之不竭的财富，并建造起数量如此之多的巨型前卫建筑。他只是略显随意地决定将司法部的四层办公楼盖在小小的王宫之前，并在必要时在此地处决刑事犯。完全是一种偶然。

上世纪50年代，出访英国的沙特王储费萨尔（右）在诺霍特空军基地受到咖啡款待

倘若排除观看斩首的猎奇意味，马斯马克要塞、礼拜广场及其周围的古老建筑群实在不像是一座巨型城市的地理中心。在旧王宫前那个小小的广场上，一群小学男女生正在举行足球比赛；为数不多的本地游客聚集在要塞狭窄的入口前，等待礼拜时间结束后进入参观。最密集的人流是前往要塞北面一处古老家族墓地凭吊的经过者，这一路线也暗示了利雅得老城的规模是何其之小。就连旧王宫内部的导展人员和保安也显得无精打采：两位年轻保安花了整整15分钟时间，兴致勃勃地摆出各种造型和我合影，并上传到他们的Instagram账号。与此同时，墙上的显示器正在播放一部夸张的旧电影：伊本·沙特率40名勇士从天而降、重夺老城。

1875年出生的伊本·沙特用自己前半个世纪的经历打造了一部传奇故事：但基本上是《一千零一夜》式的，而不是属于20世纪的。在他出生之前100多年，沙特家族的杰出祖先穆罕默德·本·沙特（Muhammad bin Saud）已经为自己的后人确定了在宗教和社会政策上的范例：与被外界视为异端的逊尼派宗教改革家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德·瓦哈卜（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结成同盟。由这个同盟所开创的新宗教派别也被称为瓦哈比派（Wahhabism）。瓦哈比可以被视为穆斯林世界的加尔文，他对奥斯曼帝国中晚期教法废弛、物质主义横行、穆斯林沉湎于娱乐享受的景象极为不满，主张恢复穆罕默德在世时的风气，严格按照《古兰经》和圣训原典治理国家。根据瓦哈比派教义，一切企图在宗教仪式和风俗上另树新义的教派都应当被视为异端。对穆斯林行为正当性的评判不是依据后天制定的世俗法律，而是沙里亚教法（Sharia）。一切形式的圣贤、圣陵、圣物崇拜都属于制造偶像崇拜的异端行为，必须彻底禁绝。吸烟、饮酒、赌博、歌舞等堕落之举和对华丽服装、金银珠宝的喜好也在违禁之列。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唯一需要致力的事业只有苦修和“圣战”。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瓦哈比派是一种带有清教徒和禁欲主义色彩的原教旨思潮，其严苛不近人情之处甚至难以被大部分穆斯林所接受。但对志在统一内志的沙特家族来说，它在18～19世纪提供了一种不可替代的现实功用：瓦哈比派教义主张对倒向“异端”的周边部落和家族实施“圣战”，使沙特家族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哈尼法谷地（在今天的利雅得西北郊外）以及周边的几块狭窄绿洲，而是扩展到了整个内志，甚至阿拉伯半岛。它的禁欲主义色彩使效忠于沙特家族的每一位部落成员首先成为战士，并且意志坚定、不求物质回报。在瓦哈比主义的驱动下，尽管沙特家族建立的前两个埃米尔国在19世纪先后被奥斯曼帝国及其附庸拉希德家族所推翻，但最终在伊本·沙特这一代取得了全面胜利，建立起囊括阿拉伯半岛绝大部分领土的统一国家。

运行在汉志铁路上的一列窄轨火车途径约旦境内的马安站

很难说伊本·沙特是一位完全奉教义为圭臬的狂热分子。在统一半岛的最后阶段，他曾经相当依赖由贝都因游牧部落改编而成的宗教民兵“伊赫万”（Ikhwan）；1924年攻占麦加的主力军，便是伊赫万下属的骆驼骑兵。然而随着统一事业告一段落，国王开始尝试引进电报、电话、汽车、飞机等现代科技来巩固他对国家的控制；出于现实需要，他还必须接受由哈希姆家族统治伊拉克和约旦的局面。这激起了思维偏狭、个性激进的伊赫万分子的强烈不满（尽管他们本身也使用欧洲制造的现代枪械）。1927年，伊赫万武装在边境地带发动全面叛乱，入侵了外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并对沙特家族发起宗教谴责。伊本·沙特亲自率领一支装备了4架飞机（由英国飞行员驾驶）和200多辆汽车的现代化军队前去平叛，到1930年1月彻底打垮了伊赫万。

从这层意义上说，伊本·沙特选择在一个20世纪诞生的新国家里继续尊奉瓦哈比派教义，依然是基于实用主义原则的决断。内志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是从部落和游牧状态直接进入了现代社会，既无法律观念也无权利意识。要在这样一个国家建立任何形式的现代政体和法律体系，成本都将极为高昂。而基于宗教信条和道德戒律形成的瓦哈比派教义，只须经过稍微调整，便可以直接转化为一套粗糙但易于实现的治国方略。在此种考虑下，遂出现了“王室与乌里玛（Ulama，权威伊斯兰学者和宗教领袖）共天下”的奇特结合。在乌里玛群体的要求下，沙特王国组建了类似宗教司法机构的“劝善惩恶联盟”，下设宗教警察“穆塔瓦”，有权在全国任何地区随时随地打击疑似“异端”的行为。但由于国王通过和上层乌里玛之间的协议为自己保留了宣布“圣战”和做出最终裁断的权力，这套平行机构的存在并不会威胁到王室本身的地位。在承认沙里亚法至高无上地位的前提下，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沙特政府逐步强化了大臣会议（内阁）在行政事务中的中心地位，并完善了现代国家治理所需的各项具体法规和职能部门的设置，使整个国家虽然高度宗教化，却也现代化。

教俗一体，并行不悖，以王室作为连接纽带和唯一仲裁者：这在今天的沙特造就了一个足够稳定又能缓慢革新的政治系统。它虽无宪法，却有与大多数国家无异的法律体系；虽有严苛至极的宗教戒律，在由乌里玛阶层对其进行阐释时又可以弹性十足。最重要的是，它始终有助于维持那个在1902年闪电般攻克马斯马克要塞、如今还继续保留在国家名称里的统治家族的至高无上地位；而圣训和教法对他们的约束并不严格。在1938年搬离马斯马克要塞之后，伊本·沙特毫无心理负担地住进了安装有发电机、抽水马桶和电梯的广场宫（Murabba Palace），并于1953年在那里去世。如今，这座简约大气的宫殿被改建成为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历史中心的第二博物馆。当我走进博物馆一层的展览大厅时，发现展牌上是这样描述人类起源的：“安拉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人，复在土地之上创造生命的一切形式。”在沙特阿拉伯，这当然是一种别有深意的表态。

在麦加郊外的阿拉法特山，一位穆斯林妇女亲吻《圣训》中记载的穆罕默德曾经站立之处的岩石

圣城春秋

“你们是如何抵达麦加的？住在何处？”英籍巴基斯坦裔文化学者齐亚丁·萨达尔（Ziauddin Sardar）兴致勃勃地向我打听道，“当我1975年12月第一次去往麦加朝觐时，有意模仿了古代苦修者的模式：先抵达吉达，从那里的咖啡馆花2000英镑买一头驴子，再用平均一天15公里的速度穿过沙漠和山区。一路上，我们和蝰蛇、蜥蜴为伴，花了差不多四五天时间才来到禁寺广场。中世纪的朝圣者大概也需要如此吧！”

走完吉达和麦加之间这段不到100公里长的公路，我选择的交通工具是一辆银白色的丰田“卡罗拉”轿车，花费大约3小时。因为本·拉登集团的努力，今天的朝圣者已经不必再和驴、蛇或者蜥蜴朝夕相对。但夏威夷大学的一位美国教授明确表达了对这种“私入圣城”行为的愤慨：“仔细看看你那条公路上的路牌，上面明明白白写着‘仅限穆斯林使用’！为了满足一点个人好奇心，就去遭受赤裸裸的宗教歧视和敌意，真的值得吗？”我只好用他熟悉的历史人物作为论据：“弗朗西斯·伯顿去过那里，皈依之前的圣约翰·菲尔比大概也去过。倘若沙特政府已经决心大力开发旅游业，他们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些问题。总之，机不容失。”

让教授义愤填膺的那块路牌的确还高高悬挂在吉达—麦加高速公路的入口处；但在靠近圣城的醒目大门附近，已经不再有探头探脑的“穆塔瓦”朝车里张望，武装警察只是粗略地检查了一下是否存在疑似危险品。“时代不同了。”萨达尔不禁感慨，“你们衣着整洁，显然不是体力劳动者。虽然在本地人眼里可能还比不上阿拉伯富豪和欧美西装客，但跟随处可见的南亚、非洲体力劳动者相比依然是受欢迎的。何况你们还换上了白袍。”这使我再度回想起了临行前美国《新闻周刊》编辑乔瓦尼的忠告：“如果非要换着白袍，一定记得买一件材质好的。不少阿拉伯人是根据你的袍子质地来决定对你的态度恭敬程度的。”而按照曾在圣地定居多年的萨达尔的看法，这里的等级制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最顶端是沙特王室和阿拉伯显贵家族的成员，接着是欧美人和稍逊半筹的东亚人，随后是南亚和东南亚人，最后则是来自也门和非洲的黑人。肤色决定论。

如果不是目光所及之处颜色高度一致的黑白长袍，麦加,尤其是禁寺广场给人的第一印象会更像是硕大无朋的人间剧场。扩建工程的脚手架和塔吊几十年如一日地以禁寺为中心朝外侧延伸，洲际、凯悦、希尔顿、万豪等国际知名品牌酒店的大楼像拥挤的围观者一般环绕在禁寺广场周围。在禁寺左侧近端的皇家钟塔饭店（Abraj Al Bait），一座观景平台正在558.7米的顶层紧张修建，预计半年内即可开放。这座总高度601米的摩天大楼是当今世界第三高建筑，拥有全球位置最高的餐厅、钟塔和钟面，可以以毫无遮挡的视野俯瞰整个禁寺广场。当然，它也像沙特的许多著名建筑一样遵循潜规则：施工由本·拉登集团负责，产权属于王室。

黑色丝绒布覆盖着的克尔白天房（Kaaba）以一种孤独而庄严的姿态矗立在禁寺正中央。根据穆斯林们数千年口口相诵的传说，在人类祖先亚当与夏娃的时代，曾有一块洁白的陨石自天而降，但后来因为世人的恶行而变黑。当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同的祖先——先知易卜拉欣（即《创世记》中记载的亚伯拉罕）和长子易司马仪（以实玛利）抵达麦加之后，他们开始建造人类历史上第一座清真寺。此时大天使吉卜利勒（加百列）现身，将黑石交给他们。为了安放黑石，易卜拉欣父子共同建造了第一个立方体形的Kaaba神坛：实际上，今天英语中表示立方体的Cube一词，和Kaaba本来就是出自同一词源。公元7世纪初，当穆罕默德参与旧克尔白的扩建时，他曾亲手将黑石重新安放在建筑东南方的角落。随后数百年间，随着一次次扩建的进行，克尔白逐渐演化成为今天的样貌：长13.1米，宽11.3米，高12.86米，用花岗岩制作，外覆绣有金质《古兰经》经文的绒布。而禁寺本身的建筑主体在17世纪初的两次洪水后经过了全面重建，实际上已是奥斯曼帝国的遗产。

在齐亚丁·萨达尔看来，尽管早在伊斯兰教的萌芽期，一生至少前往麦加朝觐一次就被列为每位穆斯林必修的“五功”之一，但真正令圣地变得高不可攀的因素其实是交通不便带来的稀缺性。在20世纪50年代现代公路体系穿透汉志山脉之前，来自全球各地的朝圣者必须首先坐船抵达吉达港，再从那里换乘驴和骆驼，甚至徒步穿越山地，最后才能抵达禁寺。这首先排除了大部分年老体弱者和妇女参与朝觐活动的可能。而即使是青年男子，由于其需要为穿越大洋、高山和荒漠的旅程预备足够的盘费，还要考虑应对海难、传染病等突发意外，实际上需要额外筹措一笔相当不菲的预算来支持这次旅行，并非人人都能承担。一个耐人寻味的数字是：即使是到了远洋航运和陆上铁路运输手段已经相对完备的20世纪30年代，每年前往麦加朝觐的穆斯林人数也从未突破5万人，并且其中的半数以上是来自英国和荷兰控制区的较富裕人士。那些居住在东南亚岛屿和非洲大漠中的贫困穆斯林，即使已经穷半世之力凑齐了长途跋涉所需的盘缠，往往也会因健康和气象原因无法实际成行。这使得亲赴麦加变成了一种令人艳羡的特权——不是因为其神圣，而是因为其昂贵。

沙特阿拉伯政府对这种情形了然于心。自1924年伊赫万骑兵攻陷圣城以来，以保护者兼门票收费员的身份向朝圣穆斯林收取“朝觐税”（亦称“皇家特许使用费”）就变成了该国政府最可靠的财政岁入；在东部的巨大油田发现之前，这甚至是利雅得当局最大的一笔常项收入。而为了使停留在麦加的朝觐者贡献尽可能多的消费支出，沙特王室毫不犹豫地向欧美旅游业取经。1953年7月，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年轻穆斯林学生阿卜杜勒·贾法尔·谢赫乘坐飞机前往吉达和麦加的经历被刊登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包机朝觐遂成为欧美富裕穆斯林阶层的首选。1964年费萨尔国王登基之后，圣寺的整体规模被一下子扩建了6倍，宣礼塔的数量增加到7座，以容纳朝觐者数量的上升；禁寺广场周边的闲置空间也渐渐被高级酒店所充塞，身着整洁西服、一口流利英语的前台接待员取代了随地搭设的宿营帐篷。到70年代中期，年度朝觐者的规模第一次逼近了百万人大关，基于财富多寡的地位等级秩序也正式成型。麦加变成了沙漠中的拉斯维加斯，形象至为复杂。

在麦地那先知寺附近的一处家族墓地，一名去世者的遗体正按照传统仪式被安葬

现实政治的阴影，也在不可避免地浸染到这里。1979年11月20日，自称“新伊赫万”和救世主马赫迪降临的宗教狂热分子乌塔比（Juhayman al-Otaybi）率领400多名同党携枪械潜入禁寺，挟持1000多名朝圣者作为人质，与超过1万名沙特国民警卫队发生对峙。叛乱者在广播中对沙特王室的奢靡生活、亲西方立场以及他们对石油财富的控制进行了严厉的声讨，要求效仿刚刚爆发革命的伊朗，切断对欧美的石油出口、驱逐一切外国人，剥夺沙特王室的统治权并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对峙和零星交火进行了整整两个星期，到12月4日，叛乱分子终于在不间断的催泪弹攻击和巴基斯坦突击队员的强攻之下宣布投降。沙特政府承认在行动中共死伤588名武装人员，另有12名朝觐者遇难；叛乱者有117人被当场击毙，63人遭到逮捕处决。

1987年7月31日，一群来自伊朗的什叶派朝觐者在麦加举行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示威游行，并成群结队地涌向禁寺广场。维持秩序的沙特国民警卫队对空鸣枪示威，随后双方爆发了正面冲突和规模惊人的踩踏事件，最终造成402人当场死亡，649人不同程度地受伤，大部分是伊朗人。这一事件连同1979年的流血冲突一道，带来了意义深远的政治影响：一方面，作为逊尼派阵营巨头之一的沙特和什叶派领袖伊朗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双方相互扶植代理人、在整个中东进行影响力竞争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30多年后的今天。另一方面，沙特政府逐渐意识到原教旨主义宗教势力在国内的存在最终将会危及现有政体的稳定。为了因势利导、降低治理成本，他们开始考虑以邻为壑、“祸水外流”，通过将激进分子送往阿富汗参加对苏联的“圣战”，来避免其危害本国。年轻的奥萨马·本·拉登便在这些激进人士之列，他最终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打造了一个“野蛮生长”的恐怖主义网络，彻底改变了21世纪初的世界，也使沙特政府处在了受质疑的地位。

今天的麦加是一座令人印象矛盾的城市。仪式感十足的宗教活动依然是整座城市日常生活的唯一重心，继续膨胀中的朝觐者规模也在印证它的影响力。但和萌芽时代伊斯兰教所倡导的那种平等、互助理想相比，一切都彻底不同了。萨达尔叹息道：“虽然表面上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但麦加吸收的仅仅是现代世界中的消费主义，却没有融入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学术自由、知识成就和艺术创新。它并不能起到跨越国家隔阂的桥梁作用。”类似的疑惑，或许也是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发起他那场“愿景2030”改革的动力。但在2018年这个初春，“穆塔瓦”依然在禁寺周围来来回回，肤色和财富依然是麦加人最重要的日常价值尺度。

1931年6月4日，流亡中的前汉志国王、哈希姆家族族长侯赛因·本·阿里的葬礼在耶路撒冷举行

王国里的王国

从空中俯瞰下去，沙特阿美（Saudi Aramco）在阿拉伯半岛东部的势力范围犹如一个封闭的国中之国：这既是指其管理形态，也是空间上的直接呈现。以总面积高达8400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一大传统油田加瓦尔油田（Ghawar Field）为中心，在东部省中段的沙漠腹地出现了一块由国民警卫队和铁丝网严密守护、外人不得擅闯的神秘禁区。从哈萨绿洲的北部边缘到波斯湾西岸的达曼（Dammam）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天然财富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油井、大型炼油厂、全国最大的水泥公司以及5条半岛长途输油管线的起点皆分布于其中，连同为超过5万名员工准备的生活区、学校区、周边市镇和体量巨大的办公楼。当我试探性地离开公路主干道、试图靠近一处炼油厂所在的村镇时，鸣着警笛的巡逻车已经现身，不失礼貌地要求我折返。

与利雅得那些外形前卫的摩天大楼相比，沙特阿美的独立王国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它拥有一些在这个国家属于例外的特权。在加瓦尔油田的核心区周边，有专为阿美公司服务的国民警卫队航空基地、装甲兵营房和地空导弹阵地。在全国其他地方还处在被禁边缘或者刚刚开放的电影院、音乐厅以及高度欧美化的娱乐设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这里建立起来，作为隐蔽的福利提供给内部员工。更令人好奇的是它的财富生成和分配方式——迄今为止，除去数量有限的新闻照片外，沙特阿美、特别是加瓦尔油田深处开采设施的详情依然是外界无从得知的商业机密。在阿美公司总部所在地宰赫兰（Dhahran）城，一切外部车辆都只能通过两座大门进出；并且需要有至少一名公司雇员作为担保、提供工作证件作为存档，才能允许外部车辆进入生活和娱乐区。而沙特王室每年要从公司的巨额收入中抽取多少比例用于个人消费，则更是绝密中的绝密。

原中国驻沙特王国大使、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向我回忆说：“2000年我刚到沙特当大使的时候，到很多地方走了走，很疑惑怎么没看到地面上有开采石油的设备。后来人家告诉我，沙特的油田都是自喷的，不需要地面上的设备。这里不喷了，那就封了这口油井再换个地方。因此沙特石油的开采成本很低。”除去这种优良的地质条件外，阿美（Aramco）这个名称本身也反映了足够丰富的背景信息——1933年最初成立之时，它的全称叫作“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美国专家和美国资本在其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尽管历经“二战”之后的反复变化，欧美资本在1980年已经彻底退出阿美公司，但通过1945年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达成的“情人节协议”，利雅得当局将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和全球头号强国挂上了钩。1994年之前，阿美公司总部所在地宰赫兰曾长期充当美国空军在波斯湾沿岸最重要的前进基地，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多国部队最严重的人员伤亡（伊拉克“飞毛腿”导弹命中该基地食堂）也发生于此。是故国际能源界至今仍坚持使用“沙特阿美”这个历久弥新的名字，尽管沙特政府曾反复强调整个公司已经在1988年11月重组并更名为“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

1973年禁运危机之前，沙特阿美乃至整个沙特王国对石油财富的记忆大体上是光明的。加瓦尔油田的发现将伊本·沙特的政府从财政破产边缘拯救了回来，并创造出比朝觐经济更加稳定和可靠的收入来源。由于沙特能源业系在1929年全球大萧条之后才进入扩张期，而且接踵而来的世界大战和美国汽车业繁荣直接带来了需求的稳步攀升，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沙特的石油勘探—开采业与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始终处在同步增长的状态。沙特父子不仅有余力修建富丽堂皇的宫殿，也在委托本·拉登集团为全国铺设新的高速公路、建造城市新居民区和海水淡化设施。矛盾仅仅存在于阿美公司的外国股东和政府关于收入的分成比例上。

禁运的决定改变了一切。一方面，受定价权谈判和供给显著缩水的影响，全球原油价格经历了长达6年的井喷式上涨，使以沙特为首的波斯湾沿岸各国的出口收入一举增加了近7倍。另一方面，热衷于赚取“快钱”的伊拉克、利比亚等国政府逐渐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实际操盘手、沙特石油大臣亚马尼产生了冲突。坐拥全球探明储量最大、开采成本最低的加瓦尔油田，亚马尼更倾向于控制OPEC国家的原油总产量，使价格上涨的幅度与欧美国家的平均通胀率大致相当。如此一来，大多数国家将继续维持现有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会迅速推进以新能源取代化石燃料的变革，产油国的长期收入增长自可获得妥善确保。在伊拉克等国不服从OPEC产量分配计划、无限制增产的情况下，亚马尼一度选择降低沙特本国的产量，以维持共计总量的平衡。但在新登基的法赫德国王的施压之下，沙特阿美最终也选择增产，使全球能源市场的供给侧出现了近乎无政府状态的增产竞赛。至1986年，泡沫终于破裂：全球油价在半年内暴跌49.5%，市场重新洗牌。

仿佛命中注定：从70年代中后期的油价“牛市”到1986年大崩溃之间发生的一切，在20多年后再度重演。由于法赫德国王在80年代初制定了极为宽松的税收政策（个人所得税低至1%，关税5%），沙特政府除去占GDP近四成的能源收入以外几乎没有其他财源，电力、通讯、交通等垄断行业效率极为低下。在城市化程度急速飙升（1970～2003年沙特的城市人口比例由25%激增到了85%）的背景下，政府被迫举借各种内外债务以应付公共开支，最多时竟占到GDP总量的60%以上。1999年，受东南亚和俄罗斯经济危机拖累，全球油价再度跌至谷底，沙特阿拉伯经济增长率则已滑落至零点。主政的阿卜杜拉王储不得不宣布部分向美国资本开放电信、航空和金融业，并将总额超过3500亿美元的公募和私募资金投放到美国市场，以换取华盛顿的经济承诺：在伊朗和伊拉克遭受长期封锁的背景下，继续以沙特作为美国本土原油消费的第一供应商。

所幸忍辱负重的举措只维持了两年。2001年，“9·11”事件爆发，国际油价止跌回升。从2003年初到2008年7月，全球油价经历了超过60个月的持续增长，一度飙升至每桶147美元的历史峰值。随后经过一年多的金融危机冲击，油价自2009年起再度进入上升区间，并于2011年1月“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又一次登顶历史新高。沙特国家财政不仅得以破天荒地实现零赤字，经济增长率更是一度达到了空前的7.2%。

但伊本·沙特的子孙们并未表现得比20多年前更加高明。财政警报解除之后，巨额石油红利重新被漫不经心地分配到了各个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部门，形形色色的基础建设项目皆以高油价作为预设前提，似乎从来没有人想到油价有一天会重回谷底。按照传统做法，所有超过1亿沙特里亚尔（约合2670万美元）的投资项目都需要由国王亲自批准，但在2010～2014年那些疯狂的日子里，这项限制被一路放宽到了2亿、3亿甚至5亿，最后干脆彻底取消了审批手续。本土劳动力人口的2/3受雇于效率低下的国企，福利远远高于外籍劳工，创造的经济价值却少得可怜。耗资100亿美元的阿卜杜拉国王金融实验区在2006年投入运营，但在12年后的今天依然有大量闲置单位尚未租出：除去石油外，沙特阿拉伯对海外资本没有任何吸引力。

2016年4月，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罕见地对美国媒体承认：2010～2014年，沙特政府平均每年的“无效开支”高达800亿美元，占到预算额度的25%以上。王储的首席经济顾问、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穆罕默德·阿尔—谢赫亲口承认，由于全球油价在2014年夏天之后重回“熊市”，沙特仅在2015年一年就损失了超过1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继续维持现有的开支水平不做调整，国家财政可能在22个月内宣告破产。

王储和阿尔—谢赫最终抛出了他们的应对方案，那就是2016年4月底公布的“愿景2030”规划，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使制造业、旅游业、金融等非能源部门创造的收入达到与原油、天然气出口相当的水平。然而为了获得启动改革所需的初始资本，王储不得不再度求助于石油：从2016年起，沙特政府即反复宣称将把阿美公司不超过5%的股权（不包含采油部门）包装公开上市，募集的资金以及对其他行业进行私有化的所得将组成一支总额2万亿美元以上的主权财富基金，在境外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以在能源收入之外每年为利雅得多创造1000亿美元的收入。然而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在全球油价依旧低于每桶60美元的背景下，资本市场的谨慎态度使得阿美的IPO计划至今尚未付诸落实，沙特政府对阿美公司的估值预期与外界的评估相差更是达到了3～5倍。石油以一种反向的方式显示了它的力量：任何强人都无法轻易驾驭它。

2016年3月29日，一群外籍建筑工人聚集在利雅得的沙特本·拉登集团分公司大楼内，要求结清拖欠的工资

墙内墙外

站在夜幕下的利雅得街头，任何人都不免感慨自己身处的竟是一个如此奇幻的国家。那些灯火辉煌的巨型单体建筑具有22世纪式的奇幻外观，但有效利用率极低的设计和巨大的空间浪费似乎又显示它们的主要用途只是炫耀。许多私家庄园一般的铺张宫殿，只有走近打量才会发现竟是一座大学，然而学生的数量又相当稀少、并且完全没有兴趣谈论和时局、社会有关的话题。每逢周末休息日，中老年人依旧遵循着传统的生活习俗，闭门在家；游乐场和公园则只对结伴出行的年轻夫妇和兄弟姐妹们开放。在这里，不存在“我”，只有“我们”——你必须首先从属于某个集体，或者是家族，或者是大型企业，或者是某所相对固定的清真寺。从尊贵的萨勒曼国王父子到普通的升斗小民，都必须依靠某种群体建立起一堵“保护墙”，随后才谈得上生活。

然而这道由特定群体构成的“墙”，又使整个国家缺乏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性公共生活：这和我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动荡中东国家的所见所感毫无二致。事实上，沙特王国和在“阿拉伯之春”中发生剧烈动荡的那些国家一样，都没能避免青年人口爆炸的压力：从1994到2002年，全国总人口由700万急剧增加到1700万，随后在12年里又翻了将近一番（包含移民和外籍常住人员），达到3000万以上的规模，并以每年超过1.5%的速度继续增长。截止到2018年，有40%的沙特人年龄在15周岁以下，常住人口的五成是30周岁以下的青年男性，全国男子失业率即使按官方统计也超过12%（美国媒体给出的估计数是40%）。就业已经临近饱和的国有企业无法吸纳如此之多的剩余劳动力，私营企业则宁可雇佣来自南亚和东南亚的外籍劳工：后者不仅在工资和福利待遇上逊于本国人，而且普遍比常年研习伊斯兰教法的沙特青年具备更强的专业技能。

在安置有穆罕默德陵寝的麦地那先知清真寺（Al-Masjid an-Nabawi），我静静观察着几位十多岁年纪、正在学习宗教典籍的本地少年。他们的谈吐举止依然流露着稚气，眼神认真而温驯。经过少年时代一以贯之的经法学习，他们会有机会进入少数几所精英大学的教法系，享受丰厚的国家津贴，最终在“穆塔瓦”或者乌里玛阶层中找到一份近乎终身的职业。然而这条路也意味着他们将永久性地和前沿科技、创造性产业以及外部世界绝缘：虽然对民众评判一项新发明、一种新现象正当与否恰恰是他们未来需要经常面对的场合。王储的改革计划试图引导这些年轻人走进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用他们的学术和科研天分造福国家的未来；他也希望赤贫的底层沙特人能放弃他们对体力劳动的鄙夷态度，从可能离去的南亚劳工手里接过建筑安全帽、咖啡壶和烤肉架。但这项工程的难度，绝不低于将近一个世纪前伊本·沙特国王在沙漠中创造出一个新国家。

2018年春天的全球能源市场依旧未能恢复到4年前崩盘时的状态，油价在每桶50～60美元的区间徘徊不前。应当看到：2003年以后长达十余年的油价“牛市”，除去供给侧波动的刺激外，根本原因在于亚洲国家经济崛起带来的需求增长。但在2014年以后，亚洲各国经济先后进入结构调整期，短期内难于产生巨大需求；而美元恰好在此际启动新一轮升值周期，推动了海外游资向美国本土回流，进一步加大了沙特经济复兴的难度。在俄罗斯原油出口和美国页岩油产量双双出现增长的情况下，沙特的处境变得前所未有的微妙。与此同时，它还在进行那场完全消耗性的也门干涉战争，并继续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与伊朗做全面对抗。

2016年9月8日，麦加一间纪念品商店的店员向结束朝觐的国外穆斯林兜售纪念挂毯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的时间不多了。从2017年春天开始，他频频以王位继任者的身份去往世界各地，与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英国政府领导人以及政商精英做目的各异的会谈，希望自己的改革计划能获得全球政治、经济和金融资源的襄助。但他可以依靠的本土精英为数着实有限：资产规模7920亿美元的阿布扎比投资局（ADIA）拥有1700名专门雇员，而利雅得当局用于管理近2000亿美元规模的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的专业人士只有130人，这还是在2016年一次性招募了近70名基金经理的结果。王储和他的左右手们依然在用原始的跟进即时热点、为资深投资银行家举办晚宴以及向各国政府部门征求意见等粗糙的办法寻找投资项目。与此同时，为了填补资金缺口，他还不得不将王室家族内部的矛盾公之于众，通过拘捕有资产外逃和贪腐嫌疑的30余名达官显贵、要求其放弃名下的部分资产来缓解改革可能带来的预算压力。

不仅如此，也门内战的持续扩大，正在使沙特自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又一度暴露在遭受弹道导弹频繁袭击的危险之下。在两国交界的奈季兰、吉赞、阿西尔三省，得到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发射“飞毛腿”和OTR-21“原点”B型短程导弹攻击沙特军队的阵地和营房，其中2015年9月的一次成功袭击造成至少60人阵亡。2017年胡塞方面获得射程更远的“起义”和“火山”系列导弹后，更是将沙特首都利雅得、延布的炼油厂、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甚至阿布扎比纳入了攻击范围。2017年11月4日，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起义”1型导弹在进入沙特领空约800公里后，于命中其最终目标哈利德国王机场之前，被沙特皇家防空军的“爱国者”型导弹击落。《纽约时报》发起的一项独立研究认为，“爱国者”仅仅拦截了“起义”分离之后的推进段，弹头最终成功击中了机场附近的空旷地面，只是因威力有限而未造成伤亡。12月19日，另一枚来自胡塞武装的“火山”2H型导弹又飞向了正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的沙特国防部大楼，但未能击中目标。在那之后，沙特防空军紧急强化了对机场、油田设施和大型公共建筑的保卫措施。而据沙特国防部2017年4月公布的数字，在战事开始的前27个月里，“爱国者”已经完成了超过100次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任务。

然而时间毕竟已经重新开始。即使是在导弹袭击的阴影下，改革造成的积极影响也已经在年轻一代中生根。离开利雅得之前的那个晚上，我在一家酒店的天台上看到了沙特之行期间最动人的画面之一：数百名年轻的男男女女身着得体的西式正装，热情洋溢地参加一场以“联谊”为名的晚餐会。在烛光和音乐的映衬下，他们热情地交谈、用咖啡和汽水碰杯，从中寻觅着自己潜在的未来伴侣。而在他们父母的青春时代，通过中间人介绍结成的婚姻双方甚至只有待婚礼结束之后才能见到对方的真实容貌。在他们之中，将会第一次孕育出沙特社会关于“我”之主体性的认识，并和石油财富一样最终改变这个传统却又年轻的国家。

（感谢穆光继、赵灵敏、周小康为本文提供的帮助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