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做了83天的皇帝梦,彻底醒了。
帝制黯然取消。
6月6日,一代奸雄一命呜呼。
同年11月8日,年仅34岁的共和伟人蔡锷病逝日本。
(蔡锷)
在上海,蔡锷的追悼会上,蔡的恩师梁启超说,戊戌变法后,蔡锷要到东京去找他:
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
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
由汉到京,
袁项城(袁世凯是项城人,故有此称)借给他一千元
经过重重磨难,蔡锷才得以到日本读书。
(梁启超)
梁启超与蔡锷有深厚的师生之谊,其言定然不虚;
蔡锷东渡曾得袁世凯慷慨资助,又受过他的恩惠;对于此节,他岂能忘记?
辛亥革命爆发,蔡锷成为云南都督。
1912年1月12日,他致电黎元洪,称袁世凯“宏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推项城之论。”
他非常肯定袁世凯,以为他有被推举为总统之望。
然而袁世凯尚未与清廷脱离关系,蔡锷对此深不以为然;
(黎元洪)
而且他还反对“株守议和”、“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持久”;
而主张“长驱北伐,直捣虏廷”。
其中明显表现出对袁世凯的不满。
1月26日,蔡锷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指责袁世凯,说他企图借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团体;
是“袁之狡谋”,“懈我军心”。
认为民国已经成立、总统已经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再有研究之价值”,“唯有简率精兵,连结黔、蜀,长驱尹、洛,期共戮力中原。”
蔡锷极力主张北伐,亲组北伐军。
第二天,他就发布了《北伐誓师词》,指袁世凯为“袁贼”、“甘冒不韪”。并且派兵由贵州进入湖南。
但“南北和议”一旦成功,清廷退位,蔡锷就多次公开通电,坚决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
3月25日,他电贺袁世凯宣誓就任大总统,说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
4月11日,他给各报馆辟谣的电文中又说,袁世凯是“一代伟人,中外钦仰。”
前后三个月,他对袁世凯的看法竟然有这么大的变化!
从表面上看,他反反复复,没有定准,实际上仔细分析当时的时局,他的立场还是很鲜明的。
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他就坚定地站在袁世凯的一边,支持袁世凯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政府,加强国权,抵御外国入侵本就是他的夙愿。
而只要袁世凯背弃共和立场,他就坚决反袁,不惜以武力、生命来捍卫共和。
(宋教仁)
1913年春,宋教仁被暗杀后,蔡锷通电予以谴责。
但他坚决反对总兵,主张宋案应由法庭解决。
他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心不安。
当时战争迫在眉睫,他和四川、贵州、广西都督联名通电,反对战争,说如果有人发难,将视为公敌。
一方面,他和浙江、四川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进行调停,力劝息兵。
另一方面,他还致电李烈钧、陈炯明、黄兴等极力劝阻,指出“讨袁”理由不成立。
(黄兴)
根据《临时约法》,如果大总统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时,则由国务院负责。
何况临时政府将要结束,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届时如果袁没有获选,还想依仗特别势力不退位,那时就可用武力对付他。
虽然他后来也曾派兵入川,但一直把这次战事看做同室操戈,认为这不是国家的福兆。
他是反对内战的,所以他致电袁世凯及国务院反对参与战事的北洋军授勋,称那是“奖励残杀同胞”。
等到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几乎把整个民国都变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这时只剩下远在西南边陲的云、贵等省还没有被他的北洋军所控制。
蔡锷因为曾经试图联合黔、桂等省居间调停,主张双方罢兵,用法理解决,因而深为袁世凯忌惮。
1913年10月,袁世凯发出大总统令:
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着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
10月7日,蔡锷辞去云南都督,9日动身进京。
但是早在6月中旬,他给梁启超发的电文中就说:
久欲来京与袁总统面商各政要,并与各方人士接洽。惟因滇事重要,未敢即行。
由此看来,他此次进京并非完全被迫。
袁世凯曾经同意蔡锷同乡熊希龄的提议,由他来接任湖南都督。
但蔡锷进京以后,袁世凯并未提起此事;蔡锷没有表现出不满。
虽然他离开了云南,但他的旧部、他两年来一手训练的滇军却是为他马首是瞻。
在北京的三年,袁世凯对蔡锷优礼有加,先后给他了他一连串的官衔: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军统帅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
此外,袁世凯几乎每天都召见蔡锷,与其磋商政要。
袁世凯的行为,无非是笼络蔡锷,同时防他有变。
袁世凯曾私下对曹汝霖说,蔡锷有才干,但也有阴谋。他召蔡锷来京的本意也就是“槛虎于柙”。
这三年中,蔡锷的表现大智若愚。
(小凤仙)
他常常浑浑噩噩,唯一的作为是在经界局的半年。
蔡锷知道,袁世凯让他到经界局是在浮躁他。但他认为野正经界、清田赋也是治国要政,很想有所建树。
不长时间(1915.1.22-7.22)就有经界著作两巨册《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刊行于世。
可见他办事认真严谨,而且也只有这个经界局远离政治,可以让他毫无顾忌地做点事。
1915年,8月25日,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已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
后来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
蔡锷却韬光养晦,风花雪夜,“终日沉湎于曲院,以示颓唐”。
一方面,他对帝制问题“虚与委蛇”,很快就表态,由他领衔,带领一批将领签名,赞成袁世凯称帝。
而另一方面,他却无梁启超,与云、贵两省军界密电来往,共商大计。
1915年11月22日,蔡锷给袁世凯呈文,说自己假期已满,而病还未痊愈,要求请假三个月,换个地方养病。
袁世凯给他准假两个月。
蔡锷推说日本气候宜人,适合养病,意欲前去。
袁世凯料想蔡锷几年来锐气消磨,况且支持自己称帝,也就放松了警惕,准了他的请求。
蔡锷从容离京。
袁世凯转而又疑心,对身边人说,蔡锷精明强干远胜黄兴、宋教仁,以为他远走高飞,将来必成大患,隐约有些悔意。
蔡锷到日本,取道上海、香港、转河内,再到云南。
12月19日,蔡锷抵达昆明,21、23日,他在给旧部的电文中称,袁世凯“阴险狡诈”、“叛逆”。
但即使如此,在云南独立的前一天,他还给袁世凯一个“最后的忠告”,“痛哭陈词”。
而在此后的宣言、文告中,一律细数袁世凯的罪状。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蔡锷虽然坚决反对袁世凯继续当总统,但他表示自己多承蒙袁世凯厚待。
可以看出,蔡锷私人对袁世凯有一定的情感;然而为国家大义,蔡锷坚决不容忍袁世凯胡作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