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甲申，相信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甲申之变，是崇祯皇帝自缢景山，是明朝灭亡，是清军入关，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事实上，甲申对明朝来说，是一个不吉利的年份。有明一朝，共有五个甲申年。除1404年，也就是永乐二年，明朝经历的第一个甲申年外，其余四个甲申年，都有不利于明王朝的大事发生。
1464年，明天顺八年，第二个甲申年，正月十六，明英宗朱祁镇驾崩，享年37岁。1584年，明万历十二年，第四个甲申年，明朝最著名的改革家、万历朝首辅兼帝师张居正，在去世两年被清算，此事标志着万历革新（即张居正变法）被废止，隆万中兴终结，明亡于万历的历史进程正式上演。1644年，崇祯十七年，第五个甲申年，也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甲申年，直接将明王朝的生命周期定格在276这个数字上。
大同古城墙
1524年，明嘉靖三年，第三个甲申年，九边重镇、山西行都司驻地大同，爆发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兵变，北京西北门户大同陷于乱兵之手，上至巡抚、下至知县，大批官员被杀，一时间朝野哗然，天下震动。以大同为封国的代藩当代代王朱俊杖，在兵变中被迫进行紧急避险，逃往宣府暂避。朱俊杖这位大同甲申兵变的亲历者身上，有哪些故事，兵变中又有何表现呢？
进击的庶人之子朱俊杖，生于成化十六年（1480年）正月二十九，为代惠王朱成鍊之孙，追封代王代思王朱聪沬的庶长子，生母代思王夫人王氏。
俗话说贪杯误事，朱俊杖之父朱聪沬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朱成鍊膝下庶子有一堆，唯独没有嫡子，因此身为庶长子的朱聪沬，天然就是代王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碍于《皇明祖训》中的待嫡制度，他在成化十年（1474年）四月被册封为武邑王，作为过渡。
朱聪沬这人什么都好，唯一的缺点便是嗜酒如命，时常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正所谓酒壮人胆，醉酒之后会做出一些平时不敢做的举动。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的某一天，朱聪沬在歌舞助兴下开怀畅饮，酒到酣处再次耍起酒疯，一顿打砸下来直接将一名乐工打死。事后，一道圣谕下来，被革去爵位以儆效尤。好在没被一撸到底，贬为庶人。
弘治二年（1489年）六月，代王朱成鍊薨逝。在代藩长史司的奏请下，朱聪沬被准许以革爵武邑王身份，“戴平巾”摄理府事。这算是明孝宗对他的考验，只要合格了，可以袭封代王。然而，朱聪沬终究没能挺过这一关，原因还是一个“酒”字。
酒
许是因为笼罩在头上数年的晦暗一朝尽去，心情过于舒畅，忘了老爹还躺在灵堂，竟命人拿酒来，表示本王要开怀痛饮，且形象变的更为放浪形骸，召府中的歌舞伎起舞助兴。这种行为属于典型的“居丧无礼”，府中内侍看不过去，站出来规劝，结果有数人被他折磨致死。
明孝宗大为震怒，于次年七月将他贬为庶人，彻底剥夺了其继承权，命朱成鍊第三子乐昌王朱聪涓暂摄府事。为避免影响代王府的正常运转，下令将其一家子迁往太原，交由晋藩看管。年幼的朱俊杖，也在随迁名单中。
朱聪沬虽然熏酒，可在代藩宗室中口碑极好，而朱聪涓估计比较不得人心，故大家伙反而愿意接受他的领导。而朱聪沬的生母代王夫人王氏更是一个非常有头脑、有手段的女性，她敏锐地发现了让儿子一系重掌代藩的契机，那就是扶植孙子朱俊杖。朱成錬、朱聪沬父子俩都没有嫡子，朱俊杖就是长房长孙，使得他可以按照伦序隔代袭封代王。于是乎代藩宗室在王氏的串联下，联合起来力挺朱聪沬一系，打压朱聪涓。
弘治四年（1491年）六月，朱聪沬一家迁居太原尚不足一年，王氏就联合代藩的郡王、将军们上疏朝廷，为朱俊杖求情，称：朱俊杖乃是代惠王嫡孙，朱聪沬犯罪时，尚且年幼并不懂事，因此请求让他回归本府居住。此议获明孝宗的恩准。
这对王氏及支持朱聪沬一系的代藩宗室来说，无疑是一个可喜的信号。既然目标有实现的可能，自然要再接再厉。
弘治五年二月，王夫人又联合枣强王朱成釨等郡王，镇国将军朱成銴等将军，及潞城王长子朱成（金畾）再次上疏朝廷，意图将朱聪沬从太原捞回来，并让其子朱俊杖直接袭封代王或成为代藩世孙，确立其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身份。对此明孝宗在综合听取各地宗室、朝中重臣的意见后，给予否决。
明孝宗剧照
既然此路不通，王夫人及代藩宗室开始曲线救国，将矛头对准了署理府事的乐昌王朱聪涓。当年四月，他们上疏称乐昌王朱聪涓在朔州别城而居，署理府事多有不便，故请求宽宥朱聪沬，并让其子朱俊杖袭封代王以奉代藩祭祀事宜。
面对代藩宗室的屡次阖府请愿，明孝宗这次终于松口了，同意将朱聪沬由庶人提升为革爵武邑王，仍在太原闲住，同时册封朱俊杖为武邑王长子，以此身份署理府事。至于乐昌王朱聪涓，既然王府交由朱俊杖管理了，那么就打那来回哪去，并被要求不得干预代府事务。
朱俊杖的身份虽然只是武邑王长子，可凭借其代藩长房长孙的身份，无疑是确立了其代王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地位，只等他老爹朱聪沬哪天两腿一蹬，就可以承袭王爵。
弘治十一年（1498年）三月，代藩革爵武邑王朱聪沬去世。两个月后，朱俊杖获准袭封代王爵位。次年十月，以阳武侯薛伦为正使，吏科左给事中宁举为副使，持节册封朱俊杖为代王，夫人张氏为代王妃。
至此朱俊杖实现了从庶人之子到藩王的惊天逆袭。之后在他的奏请下，朱聪沬被追封为代思王，祖母王氏由代惠王夫人晋封代惠王次妃。
应州大捷的见证者按照明太祖的最初设想，要在东起开原、西抵甘州一线安置十二位塞王，以充当攻略北元的主力，可直到其驾崩仅有九大塞王就位。洪武之后，九大塞王或称帝，或内迁，或本处腹地，留在沿边的仅有庆藩和代藩。
代藩的藩国大同，比庆藩所在的宁夏战略位置为突出，与宣府一道组成拱卫北京的西北大门，为蒙古人南下首先要攻略的战略要地。
土木堡之变局势图
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统帅的瓦剌大军就是由大同破边而入，在土木堡迎接明英宗前往大漠留学，顺便在北京城下跟于谦交手一番，再次经由大同撤兵。处于主攻路线上的大同遭受重创，连代简王朱桂的墓园都被焚毁。
“代王成鍊奏：‘曾祖简王坟于正统十四年被虏烧毁，今二十余年未能修造。己鸠合郡王已下，出银买木，乞于附近军卫、有司量拨工匠人夫。’事下工部议，以为大同极边，难于差拨，宜从王府自行佣工修造。从之。”（《明宪宗实录》）
人们常以“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一平蜀未平”来形容巴蜀大地，这句话放在明朝的大同同样适用。只要蒙古人寇边，大同基本会成为其攻略方向之一。因此对永乐以后被当猪养的代藩而言，想要甘之如饴的安居大同，没有一个强大的心脏是办不到的。比如土木堡之变时，代王朱仕壥的小心脏实在扛不住一日三惊那种感觉，遂向新皇帝朱祁钰提出迁国请求，结果被一口回绝。
朱俊杖在位的前半程，正是蒙古中兴之主达延汗叱咤风云之际，时不时地就会前来大同左近光顾一番。面对这位重新统一了蒙古的全蒙古大汗，朱俊杖表示压力山大。
弘治十三年（1500年），朱俊杖袭爵的次年，蒙古人数次突破明军防线，深入到灭胡墩等地，杀掳人畜。代王朱俊杖心慌不已，以“虏贼深入为忧”，上疏朝廷请求赶紧设法抵御蒙古人。兵部得到情报显示，蒙古人已经离开大同东行，大同地区已无多大危险。因此建议明孝宗去信对代王安慰一番就算了事。
明武宗剧照
正德八年（1513年）二月，朱俊杖及大同镇巡等官员纷纷上奏朝廷，称北虏拥众联营，有大举入寇的嫌疑，请朝廷早做打算。
兵部对此非常重视，议称沿边各镇各不相统应当设立总制大臣统摄各镇，另外宣府镇有九千人规模的将士被调之河间，大同及京师也有七千人被兑调，严重削弱了本镇的战斗力，建议让各部回归本镇序列，以助防守。
总制大臣权力过大，不符合明朝大小相制的惯例，搞不好会反噬，这种情况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可以出现，是故未获明武宗批准。至于兑调的将士，被明武宗拿去组建外四家军以代替战五渣的京营，自然不可能将他们退回来，只令镇巡官互相应援。
抽调边军入京，自然会让各镇的战斗力下降一个等次，对处在战争前沿的代藩而言，蒙古人入寇的危机变得越发清晰，朱俊杖估计是如坐针毡了。明武宗也很体谅他的担忧，正德十二年（1517年），以“代府临边天气苦寒”，及“将军以下类多不法”为由，打算将代藩整体内迁，令廷臣共商落户地点。
内阁首辅梁储等于当年八月初八奏称，“祖宗以来分封藩国规制已定”，不宜轻议迁藩之事，坚决反对代藩迁藩。并称永乐初年迁徙宁藩、辽藩等，一方面当时百姓殷富、府库充实，徵发不难，另一方面各藩宗室人口不多，易于迁藩。代藩宗室规模庞大，迁藩所费弥多，现如今公私耗竭、军民困惫，不知此费从何而出。
梁储等人反对迁藩的理由虽然皆是实情，可也不无向明武宗提出抗议的意图在。因为就在八月初一，明武宗又双叒叕丢下朝政，着微服溜出德胜门，率军巡边去也。次日，得知真相的内阁梁储、蒋冕、毛纪等人，不得不拖着老迈的身躯奋起直追，终于沙河（今属北京昌平区）追上明武宗，苦劝其回銮。
宣府镇古城墙
可离开京城的明武宗，犹如得水的鱼，岂肯立马归笼，因此找各种借口推脱，在与朝臣近乎冷战的氛围中，自沙河启程，出居庸关，一路向西北而行，横过宣府镇，进入大同镇境内。
九月十三，暂驻于阳和卫（与高山卫同城，今山西阳高县）的明武宗，接到五万余北虏骑营由玉林卫（与大同右卫同城，今山西右玉县）破关入寇的警讯。此刻，嬉戏玩闹的青年天子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处事老道、沉稳镇定的真·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他开始调兵遣将，进行布防：大同总兵官王勋，副总兵官张輗，游击张钰、孙镇军大同城；辽东左参将萧滓军聚落堡；宣府游击时春军天城；副总兵陶羔，参将杨玉，延绥参将杭雄，军杨和；副总兵朱銮军平虏；游击周政军威远。
远在大同以西活动的蒙古人察觉到明军的动向，随即改变方略，分兵南下孙天堡等处。朱寿大将军也据此做出相应的调整：奉命驻防大同的王勋等人主动迎击；辽东参将萧滓，宣府游击将军时春率军前出支援王勋；副总兵朱峦、游击将军周政即日出发，尾随蒙古军而动；调宣府总兵朱振，参将左钦驻防阳和；参将江桓、张穆为后应。
十月初二，王勋与蒙古军在绣女村不期而遇，遂督军与其展开步战。战后，蒙古军继续南下向应州（今山西应县）方向而去。初三，双方在应州城北的五里寨迎头撞上，厮杀达数十次之多，直至日暮方停，明军颇有斩获。蒙古军撤至东山扎营，并分兵将王勋所部团团围住，打算明日要对手好看。
次日清晨，战场周围被大雾笼罩，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兵力不足的王勋部趁机跳出包围圈，撤入应州城中。当日，一直尾随蒙古军而动的副总兵朱峦所部，及守备左卫城的都指挥徐辅所部也抵达应州，明军实力大增。
初五，王勋等将主动出击，与蒙古军在涧子村展开大战。与此同时，辽东参将萧滓，宣府游击将军时春，游击将军周政等将纷纷抵达战场外围。蒙古方面分出一部进行阻截，使得明军一时之间无法汇合。关键时刻，朱寿大将军亲率的阳和方面援军抵达战场投入战斗，三方合力之下终于击破蒙古军的阻拦合兵一处。
初六，明蒙两军在应州城下爆发激战，从辰时至酉时，双方投入战斗百余次。眼见明军越聚越多，招架不住的蒙古军于初七自应州城下撤军，一路向北退回塞外。这一战史称应州大捷。
应州大捷局势图
战后，朱寿大将军将帅府前移到临边的大同左卫（与云州卫同城，今山西左云县），进行震慑。《明实录》没记载蒙古军的统帅，《明史》则称是小王子，也就是蒙古大汗，此时的大汗为达延汗，他死于此年，未知是否与应州大捷有关。总之，应州大捷算是稍稍洗涮了土木堡之变的耻辱。
“上复督诸将御之。自辰至酉战百余合，虏乃退。明日引而西……上复进兵。会天大风黑雾昼晦，我军亦疲困，乃还。复令勋及巡抚佥都御史胡瓒以揵闻于朝。是役也，斩虏首十六级，而我军亡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明武宗实录》）
以上是《明实录》对应州大捷战果的记载。一场持续月余，单应州城下就鏖战五天的十万人级战争，就这么点伤亡，也是千古未有之奇闻。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明朝的文官们信了。恩，同时他们对“是后岁犯边，然不敢深入”这个成果也是信的。
此战中，蒙古军由大同左近的玉林卫破关而入，整个战事也都发生在大同周边，可以说朱俊杖完完全全地见证了整场战争，就不知道他在此前后有何感想。
甲申兵变爆发土木堡之变后，历代代王在大同待得心惊胆战，唯恐蒙古大军哪天再次杀到城下，甚至将城池给占了。没想到一个多甲子过去，大同没有陷于蒙古人之手，反而被自家的军队给夺了。
嘉靖元年（1522年）六月，在宁王之乱中立有大功的太仆寺卿张文锦，右迁右副都御史，出任大同巡抚。
张文锦一到任就开始着手对大同进行整顿。民政上，弹劾贪官，惩治污吏，奏请朝廷减轻大同百姓的税赋负担。军事上，请求朝廷转发太仓银数万，以济大同将士春夏之饷。种种施政方案皆得到朝廷的支持。当然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增强大同防务上。
明初，整个河套地区都在明朝的掌控之下，阴山以南，长城以北地区，设有东胜卫、云川卫等多个卫所，大同虽属于边镇，却也处于山西行都司的腹地。靖难之后，明朝的势力逐渐退出关外地区，河套被蒙古鞑靼部占领，长城沿线成为新的疆界，大同骤然变成战争前沿。
大同长城形势
大同长城沿阴山余脉及燕山余脉因势而建。可在大同的正北方，御河及其两岸地段为阴山余脉与燕山余脉的分割点，在这近百里宽面之内，不能说没有山但都很矮小，其间有好几个缺口，长城在这里没了地理优势。蒙古人很容易由此越过边墙，突入到大同城下。是故明初在此修筑多座边堡，以弥补长城的劣势。
明中期以后，随着朝政的腐败，国力的衰退，位于大同北侧边堡防线逐渐被废弃。没有了藩篱，蒙古铁骑经常“直抵城下，驻牧杀掠”。
嘉靖二年九月，张文锦提出一项积极防御计划——重修被遗弃的边堡防线，具体为：修复位于御河谷地的水口、宣宁、黑山三堡，并在其东侧新筑柳沟堡，西侧新筑桦沟堡，配合附属墙堡，伺机夺取更远的关头、红寺、沙河三堡，使其与水口五堡形成犄角之势，给大同打造一条坚固的外围防线。为此他制定了详尽的筑堡及安置计划。
“勘拨功臣田土，每名给百亩。不敷，听自开荒，三年后熟地，顷徵子粒三石，荒地纳牛具银一两。既无筑城设仓之劳，又省客兵坐食之冗合，虽小费后将大益……一应支用先尽司府赃赎，仍乞敕户部于年例外发银十万两，或淮盐五十万引，为夫役粮犒费。事下兵部覆议，从之。”（《明世宗实录》）
筑堡工程进展很顺利，可迁徙军士入驻时，却遇到了极大的抵触。
土木堡之变后，文盛武弱势态形成，以文御武成为常态。不过正德年间，在明武宗这位热衷于武事的皇帝带动下，武将势力又有所抬头。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入京，组建外四家军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武将集体也没辜负明武宗的优待，应州大捷中就可以看到外四家军的影子。
废弃的长城沿线古城堡
明武宗驾崩后，内阁首辅杨廷和，及嗣位的明世宗，废除了他的诸多变革，外四家军被就地解散，正德时期提拔的部分将领遭清算。张文锦所言的“司府赃赎”，就是对张輗等人抄家所得。此举对大同军心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五堡建成后，张文锦令大同镇派兵前去戍守。因事先在各堡规划了田地，故要求将戍卒连同他们家人一同迁往，以进行屯垦。可五堡孤悬于外，离大同近百里，与其余据点也有三四十里远，一旦遭蒙古人袭击，很难得到救援。且据甲申兵变的亲历者，左参议韩邦奇的《大同纪事》一文所言，由于投入太少，五堡因陋就简，只建有营房，无处安置家眷。因此镇兵们请求只身前往。这显然与张文锦的谋划相悖，是以被他驳回，并严令军队立即出发，不得拖延。
负责五堡安置事务的参将贾鉴，更是火上浇油，频频对镇兵施以杖刑。于是镇兵们鼓噪起来，在郭鉴、柳忠等人的煽动和带领下，于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杀掉贾鉴，随即逃出大同，占据位于塞上的焦山墩。
焦山墩紧邻蒙古鞑靼部，张文锦唯恐叛卒们投了蒙古人，为祸大同地方，遂派副总兵时陈等前去招抚。可叛卒一回到大同，张文锦就食言而肥，连夜缉捕队官关山等人，打算诛杀煽动叛乱的首恶。
叛卒们本就惴惴不安，张文锦的缉捕行动更是激起了他们的应激反应。八月初一，甲申兵变正式爆发。叛军在郭鉴和柳忠等人的率领下，焚烧大同府衙，砸开监狱，放出囚徒，而后纵火烧都察院门，欲寻张文锦算账。
张文锦踰墙逃入博野王府。叛军闻讯赶来将王府团团围住，要求交出张文锦，否则放火烧了王府。博野王朱俊櫍被吓得半死，赶紧交人。张文锦一出博野王府，就被乱刀砍死。
随即叛军打开武库发放兵器，烧毁镇守府和总兵衙门，并堵死大同城门，不准任何人出入。镇守太监、总兵、知府等趁乱出逃，游击、郎中等官靠匿于民间才得以幸免。
大同古城南门：永泰门
叛军出身底层，故强迫因犯事被羁押在大同大牢中的革任总兵官朱振为首领。朱振迫于无奈只得与他们约法三章：勿犯宗室、勿抢仓库、勿纵火杀人。得到允诺后才就任。于是大同城内稍安。
大同战略位置过于重要，一不小心就会引发蒙古入寇，危及京师，故在剿抚之间，优先选择了抚。一面派兵部左侍郎李昆前往大同，宣告赦免敕书，一面大规模撤换大同相关官员，以安抚叛军。多重努力下终于安抚住了叛军，不过大同城依然掌握在叛军手里。
陷于兵变中的代王引发大同甲申兵变的张文锦，应该说是一个颇具才能的干吏，只不过他为人太过傲气，且明朝文官藐视武臣的心态也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以至于在推动积极防御政策的过程中，没能处理好与大同将士的关系，最终引起兵变。
接替张文锦出任巡抚的李铎，还未来得及成行，就因母亲去世而丁忧。于是朝廷改任山西按察使蔡天祐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
十月，蔡天佑到任，随即会同新任大同总兵桂勇抓捕并杖杀了八十名继续在城里奸淫掳掠的乱军，形势稍有安定。
明军将士剧照
因回酋速坛儿等率二万骑寇边围肃州，甘肃朝廷告急，朝廷派辽阳参将李贤所部赴甘肃增援，途径大同，叛军关闭城门，不让他们进城宿营，双方发生骂战。其间不忿的李贤，口出要会同延绥军剿了你们的狂言。与此同时，户部恰好派进士李枝押送接济银两来大同，乱军们却以为这是发给李贤所部镇压叛军的赏银。
十一月初七，已成惊弓之鸟的乱军再次鼓噪，发起新一轮暴乱。初九夜叛军纵火烧大同县衙，知县王文昌被杀。又围住代王府，要求朱俊杖替他们上疏朝廷请求赦免。
韩邦奇在《大同纪事》中称，初十这一天，自己前往巡抚衙门会商途中，经过代王府，代王用梯子爬到墙上和他交谈直至中午，因附近都是虎视眈眈的乱军，韩邦奇怕出事，便终止谈话，请代王回府。韩邦奇虽没提两人说了些什么，不过在那种局势下，除讨论怎样平息事态外，还能有何可谈？乱局中朱俊杖仍然留在大同没有出逃，也算尽了一个塞王的责任，算是有点胆略的。
十七这天，代王朱俊杖会同大同巡抚蔡天佑上疏朝廷，请求再降明旨，宽宥叛军。为尽快平息叛乱，两人在奏疏对对叛军的表现不敢尽言。
朝廷对大同兵变本就有剿抚两种意见。起初招抚的呼声最高，可随着事变迁延不决，朝廷已经失去了耐心。兵部乘机提出“悍卒愈骄，屡行称乱，今若又专为抚处，则声威损于九边，纲纪难以振复”，必须施以强硬手段，一面选派谙练军务大臣出任宣大总督，率军进逼；一面命大同当地镇巡官甄别首从，出手诛除首恶，以瓦解叛军的组织结构，彻底平息事态。此议获得被明世宗采纳。
代王府全貌
十九日，命户部左侍郎胡瓒兼左佥都御史，总制宣大军务，会同总兵官鲁纲，率由三千京营营兵、兵三千蓟州镇精及宣府镇锐卒组成的平叛大军，进驻大同附近的阳和，密切监视城内形势变化，相机采取行动。同时密令大同总兵桂勇设计擒获首恶。
大军的到来，令城内乱军更加焦虑惊慌，气势汹汹的乱军持枪舞刀满街乱窜，随时会发生更大的暴乱。
朱俊杖再有胆魄，毕竟只是一个被当猪养的闲散富贵王爷，在这种形势下，他选择了退避。于是带着亲王宝符，与大顺王朱充燿、河内王朱充爔这两个儿子一道，趁着夜色溜出大同城，逃往宣府暂避。
同月十五，大同总兵桂勇设计将郭鉴、柳忠等十一名哗变首领擒获并斩首。没有了他们的扇动和带领，乱军们无法再生事端，大同局势似乎终于得到了解决。
可两日后，局面又发生突变，被斩杀的乱军首领郭鉴之父郭巴子，联络了徐毡儿、胡雄等一干乱军，趁夜闯入总兵府邸，将桂勇家里十几口人杀害，并劫持了桂勇。幸得巡抚蔡天祐闻讯赶来与其谈判，才让桂勇幸免于难。
事后郭巴子等人虽然潜逃在外，一直没能抓获，不过没了首领的大同叛军，在蔡天佑的多方慰抚下，终于回归正常生活，历时半年多的大同甲申兵变就此落下帷幕。
代王府承运殿
嘉靖四年正月初二，朱俊杖由宣府回归大同，明世宗赐予银两、丝绸等安慰了一番。
“辛酉，代王自宣府还大同。上闻之，以书慰谕，赐银百两纻，丝四表里。初王在宣府欲还，上令守臣谕旨，俟叛卒事宁方行。至是大同镇巡官启王首恶已获，余党悉遁。至乃还。”（《明世宗实录》）
阿越说嘉靖六年（1527年）十月十六，代王朱俊杖因病薨逝，享年四十八岁，在位29年，朝廷赐谥曰懿。讣闻，明世宗为之辍视朝三日，遣会昌侯孙杲致祭，命有司治丧葬如制。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也就是明孝宗的皇后，明世宗的伯母张皇后也派人致祭。
“温柔贤善曰懿”，“温和圣善曰懿”，懿是一个美谥，以朱俊杖在大同甲申兵变中的表现而言，这是一个非常贴切是盖棺定论。因此其子新任代王朱充耀，在嘉靖十一年六月，以朱俊杖在大同兵变后嘉奖敕书中有忠义可嘉之语，请求在其墓前树立牌坊，并乞求御赐碑文。
“癸卯……代王充燿奏：‘父代懿王先以大同兵变洁身远害，被奖有忠义可嘉之语。燿今于墓前树立石坊，请揭以敕赐忠义四字，仍乞赐碑文表扬，以垂永久。’上许其建坊，名额碑文报罢。”（《明世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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