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闻晨报 见习记者：王凤

作为一个母亲，陈玉玲（化名）做梦都会笑醒。作为一个女儿，却常常在梦里哭泣。

1977年，不满一月的陈玉玲被送到养父母家。20年后，她找到了福州长乐的“亲生父母”。第二年，她嫁给了养家自己并不喜欢的二哥。结婚那天是腊月二十八，村口蜿蜒的泥土路上，六七位“娘家人”陪着她，被一众来讨喜的小孩簇拥着，进了二哥的房间。

陈玉玲和“娘家人”一起为外婆奔丧，是2014年。那天她第一次知道，自己认错了亲人。来往十几年的情谊像踩了急刹车，陈玉玲好似扑了个趔趄，没反应过来，自己就没了“娘家人”。

得而复失，陈玉玲在养家挺直十几年的腰板又松弛、垮塌。至今，寻亲的DNA入库三年了。整个2018年，她不停地赶福清、长乐的寻亲见面会“曝光自我”，仍然音讯皆无。和很多养女一样，她始终无法解开“他们为什么不出来找我”的疑惑。

事实上，寻女的父母一直没停下。65岁的魏圣齐（下称“老魏”）寻女31年，他认了81个“可能的女儿”。唯恐自己的脚步赶不上衰老的速度，不能在有生之年见女儿一面。据民间寻亲组织“寻亲帮帮团”统计，找到彼此的父母和弃女数依然少得可怜。

“养女变儿媳”的桥段，在莆田至少上演了成百上千次。上世纪六到八十年代，长乐送往莆田的女婴难以计数，她们被附以一个共同的名字——“长乐仔”（又称“阿乐”）。这些年，人到中年的“阿乐”如寻巢的燕子，陆陆续续开启寻亲之旅。

己亥猪年的初五初六，陈玉玲和老魏又参加了长乐南山公园的寻亲会。他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自己的心头锁，可以解开。

银链上的名字被磨得难以辨认，陈玉玲写下三个字，不知自己是“林世若、”林世岩，还是“林世右

信物丢了

1977年5月，刚出生一个月大，陈玉玲被“媒婆”从亲生母亲身边抱走。

陪着她的，是两件满月后的红色衬衫，两层小被子，都崭新崭新的。脖子上的银链镶刻着三个字，被磨损得不知是“林世若”，还是“林世岩”，或者“林世右”；还有银手链、乾隆宝通字样的银块。养母告诉她，“70年代有这些东西，家庭条件是不错的”。

在养母家，陈玉玲头顶有一个大姐，因相差7岁总感觉面目模糊。大哥脾气不好。只有二哥，没有刁难过她。4岁时，养母生了小妹。她开始确信，自己不是从那个肚子里蹦出来的。小朋友一起玩耍，也都知道她是个“长乐仔”。

读到四年级后，养母不让她念书了。陈玉玲想要继续，她第一次和养母交换条件——只要能够继续读书，家里的猪狗自己来养、杂务自己承担。可是，起早贪黑的日子没几天，她就彻底认输了。可家里的杂务，原本就是她做的。

陈玉玲越长大越懂得，必须小心翼翼地活。

身世之谜从来都不在口中，而是心中不断膨胀的刺。小时候她偷偷用铁丝撬开了几次养父母的抽屉，想要找到哪怕一丝与自己身世相关的蛛丝马迹，都没有任何结果。只有忍不了了，她才几次三番冲到养母面前一个劲儿询问。

古田镇。这是除信物外，陈玉玲从养母嘴里撬出的唯一信息。这个距离老家平海镇327公里的镇子，很快被湮没在了焦急澎湃的寻亲心潮中。早在2013年，那个写着姓甚名谁的项链，在自家开的蛋仔面铺，被小偷偷走，成了只能躺在寻亲信息中的几个描述性字眼。

这几年，听说长乐送往莆田的养女多，她偷偷赶着去参加长乐的各种寻亲见面会。

陈玉玲

陈玉玲

认错人了？

1997年，陈玉玲找到了亲生父母——长乐林家。

15岁时，邻居家同龄养女的生父母找上门来。这个女孩儿家距离陈玉玲家只有两米，许是距离太近，那种幸福感极具传染性，她好几天都没睡好。这件事燃起了同村4个养女的希望，迅速成为热议的话题，每个人都更热络地偷偷寻亲。

陈玉玲在长乐挨家挨户扒问林姓人家有没有送出去的女儿，瞒着养家寻了5年。在长乐林家，她是二女儿林秋惠。原本林家不想认这个女儿，可好多人都说陈玉玲长得像林家三妹。林家老奶奶一声定音，“你们不认，我认”！就这样，陈玉玲认上了至亲。

第二年腊月二十八，陈玉玲被养母指给了从不欺负她的二哥。结婚那天，“家里的舅舅阿姨婶婶姐姐妈妈叔叔，来了六七个人”。陈玉玲指着照片上的人，一个一个细数，现在回味起来，“有娘家人的感觉，让人沉迷留恋”。

养家自从知道有“亲家”后，就变得客套、礼貌起来，还不时叮嘱陈玉玲要多说好话。哪天和丈夫打了架，陈玉玲哭着和二姨或者大姐诉苦，都会立即得到回应。“让他打，打了留好证据去起诉他”，或者没多久兴师问罪的电话就到了丈夫那里。

和丈夫没有感情，长乐“娘家人”劝她不能离婚，“再婚你能确定那个男人不更糟”？她觉得这不像娘家人的话，不曾想，一语成谶。幸福只有16年，就被“抢走了”。

2014年，赶赴外婆葬礼的路上，陈玉玲见到了另一个“林秋慧”。两个人第一次打照面还互相搭话，回来的路上，对方已经不理她了。那是个“脾气不好、不懂通融、长得也不太好看”的女孩儿。但就是她，手里握着DNA鉴定，铁证如山。

其他人也是。除了15岁父母找上门的养女，平海村急着找到父母的四个养女，三个认错了双亲。“以前都是长得像就认回去了，如果真的女儿没有回家，他们也不想再认了。”

没有DNA比对的年代，大家将错就错，哪怕为了心中那一点宽慰。

陈玉玲寻找到长乐的亲人后的“全家福”

还有更惨的

“可能他们现在没有权利找我。”

渐渐与娘家人断了联系后，陈玉玲开始继续找寻父母。“他们为什么把我送走？”“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这些问题总是时不时敲击得她心神不宁。她设想了好多理由：他们觉得没有权利找我；他们已经认了个假女儿；他们可能根本不想认亲；他们，有可能不在了。

来往了十几年，陈玉玲习惯了一年几次的“回娘家”。她开始一遍一遍地咂磨、咀嚼，第一次见大姐，大姐就像妈妈，一直爱抚她的脑瓜和肩膀。二姨告诉她很多很多家里的琐碎日常。一来二去，她未能参与的这些年，家中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浮光掠影般地塞进了脑海中，拼凑成了平行时空中另一个自己的童年往事。

一直带在身边的相册，一张一张，记录的都是长乐林家的“兄弟姐妹”、“父母长辈”。尤其刚结婚后的几年，想家人了就翻出来一遍一遍地看。有一次，和娘家三妹出门逛街，两个俏姑娘并排走路。路人见了都说陈玉玲长得美。娘家三妹气得头都不回，再也不和她逛街了。现在，就连和三妹生气的时候，都变得不可得了。

看完有关莆田童养媳的视频后，陈玉玲立马拨了养母（婆婆）的电话。憋了很久，只说了一句“想你了”。“被哥哥打断两根肋骨”、“在奶奶坟头哭泣”、“割静脉的”、“喝农药自杀”......陈玉玲没受过这么极端的苦，中断学业、家务、不公平对待都变得轻飘，她开始感谢养母。

陈玉玲找到一份莆田市区的工作，租住在单位附近

每天晚七点之后，陈玉玲喜欢到单位附近的广场上跳舞

如今，一女一儿都长大了。陈玉玲在莆田市区工作，一个人租在了单位附近。夫妻生活不和，好在女儿、儿子都站在妈妈这边，也支持她继续寻找双亲。离婚对两个孩子来说太残忍。没有更好的选择，她想就这样。

2018年，她参加了四场寻亲见面会。“第一次在长乐南山公园，第二次在福清、第三次在宁德、第四次在长乐江田。”她太期待了，现场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万一有父母的影子。“如果有时间我都会参加，感觉机会更多。”

多多少少，陈玉玲心底还是憋着几缕怨恨。“现在不是科学很发达吗？DNA入库了就可以自动对比不是吗？”问了一圈儿，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他们没有出来找我”。

这次是肯定句。

老魏在海头村的家

“老二在人间”

时间在猛赶着老魏们疾跑。

老魏是执着于寻女的父亲之一，65岁，个子小小的。1987年，节制人口的国策入宪已届5年。迎来二女儿的老魏，为了不丢掉政府部门的饭碗，将“媒婆”唤来把孩子偷偷抱走。没来得及好好看清楚，也没拿“媒婆”的一分钱。“媒婆”说送给自己想要孩子的亲戚家，生活得会不错。

但是，当年年底，老魏就在报纸上看到了福建一些地区的人们，将女婴抛弃的新闻，一字一句，触目惊心。他立即开始寻找女儿的下落，问当初抱走孩子的“媒婆”，媒婆要么说转手了，要么说在渝溪车站抱给买家。一千、两千......一万，钱送到了“媒婆”手中，却没有任何准确的消息。

一开始，老魏骑着自行车到莆田、宁德等地，只要有一丁点儿相关信息，就毫不犹豫动身前往。为了寻女方便，他直接在仙游（莆田下辖县）租了几亩地，种植蔬菜。少时从军的经历，让他在寻女这件事上走得比谁都远。

DNA亲子鉴定普及的这几年，老魏陆陆续续认了81次女儿。“有长得和我像的人，我就去拉她去医院。”

2018年12月27日，老魏拉着在宁德发现的一位牙医小姑娘去了医院。DNA还是没对上。就在12月7日和12日，他做了两次DNA比对。“最近的那个小姑娘叫‘周梦（化名）’，12月12日的那个小姑娘叫‘刘欣（化名）’”，老魏记性好，名字大都记得。

老魏与他的新房子

他举着手机慢慢滑动屏幕，81个可能的女儿，多多少少都和他长得有点儿像，都被他静静地安放在通讯录中。那些不愿意做DNA比对的年轻姑娘，都被老魏一一苦口婆心说服后拉到了医院。一次又一次，81次了，老魏不知道再经过多少次才能找到老二。

“老二大概是最幸福的养女，家里的每一个人都盼着她回家。”作为“寻亲帮帮团”的福清联系人，老魏见证了很多团聚的故事，也把养女推给记者们讲述她们的故事，唯独不谈自己。他时常想，老二应该像自己，“聪明伶俐，学习成绩好”，她应该很漂亮，“刚出生时，眼睛大大的、鼻子挺挺的”。

31年了，海头村的瓦房地基上，前前后后拔起了高高低低、形态各异的小楼；结婚时借住哥哥的小屋，去年已置换成国道旁边的4层新房；那个将世界联结为“地球村”的互联网，足足迭代了3次。30年前，老魏就找到了定盘星，以家为圆心，在二女儿可能存在的周边市县不停地画着圈儿。

妻子生下的第三胎还是个女儿，彼时老魏下海创业，“打死都不送走了”。他站在刚刚盖好的小楼天台上，“这一片是大女儿的，那一片是小儿子的”，顿了顿，“老二回来，就给她住三楼，一定要留给她几万块”。

最后补充道，“只要确定老二还在人间活着就好。”

延月华和孩子的合影，没有二女儿

“媒婆”不送子

一些地区曾是向外输送女婴的重地。

旧时，社会贫困落后，百姓生活水平极为低下，众多民众因家境贫寒而娶不起儿媳，转而到外地寻找“童养媳”，长到一定年纪，就令其和儿子“圆房”。

“媒婆”就成了关键的掮客。她们大多由莆田嫁到长乐，每个人都掌握了两地一定的供需情况，从中斡旋着金钱和商品似的弃女。有些媒婆以家族为单位营业，有些则成为远近闻名的“批发头子”。

在莆田山区、沿海贫困地区的村庄，没被剪掉脐带的弃女被媒婆抱着，或成批挑到需要童养媳的人家，供买主挑挑拣拣。这种现象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前前后后绵延近40年。早期，弃女多源于长乐，“阿乐”和“长乐仔”就成了对流转到莆田的弃女的群体性蔑称。

隐没亲生父母的女婴能够多卖几十到几百元不等，媒婆大多向亲生家庭撒谎。女婴到底几经转手、转卖谁家，全不由生家掌握。这是老魏去年12月才彻底明白过来的，“五雷轰顶”。一般媒婆，或是相熟，或有远远近近的牵扯，抱走女婴时还备受感激，买卖行为事后也未能及时被起诉。

“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家庭观无时无刻影响着人们的选择。延月华（化名）就深知其中的无奈。1989年，在长乐的前夫家中，她的三女儿生下来就被抱走了。生下二女儿后，丈夫提议送人，她死活不肯，并应允丈夫第三胎如果是女孩就立即送走。于是，三女儿降生时，丈夫眼巴巴盯着是男是女。送走女儿的那一刻，延月华大气不敢出一声。

“女凭子贵”，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往和生不生得出儿子挂钩。正是基于长期存在的性别偏好现象，有学者以“妇女所生的第一个孩子的性别”为变量研究做研究，通俗地讲，第一胎为男孩的妇女在家庭消费中的决策地位更高, 营养摄入更多, 而身体健康状况更好，特别是在农村。

争气的延月华，终于在第四胎迎来男孩。丈夫为此办了酒宴，足足七桌客人。

陈玉玲手机里加的寻亲群

DNA不说谎

越来越多的父母和弃女在严丝合缝地“对接”。

2015年，“寻亲帮帮团”最先由长乐丢失女儿的林财金发起创立，后来扩散至莆田、福清、宁德等周边各地。猪年的初五初六，他们又组织了“寻亲见面会”。那些寻女儿的、寻父母的、已经相认的、寻亲者的鼓励文章，都在这个平台上流转。

DNA亲子鉴定，这种医学、生物学和遗传学交叉的认亲技术，从子代和亲代的形态构造或生理机能方面的相似特点，分析遗传特征，判断父母与子女之间是否是亲生关系。误差率低至十万分之一。

“寻亲帮帮团”的基因库里，只有3000多对寻女的父母方信息，而养女方信息已有7000多，目前成功找到彼此的仅400个家庭。“很多父母没有DNA入库的意识，总是想先找到长相酷似的人，再去做DNA鉴定。”老魏说得迫切且无奈。

延月华的DNA就没有入库。后来，丈夫因家族遗传病早逝，延月华改嫁到福清南湾村。生活再也不像早年那般窘迫，她开始将卡在喉咙中30多年的“找女儿”的话，放在了嘴边。老大老二小儿子的相片，被她摩挲了无数遍，可她就是不知道老三长成了什么样子。

2018年12月28日上午，张维平、周容平等因拐卖儿童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九名幼儿至今下落不明，拐卖儿童的中间人“梅姨”仍未归案。福建也有一定数量从江浙、川贵地区被拐来的男孩，加入了寻亲队伍。

近20年，莆田人的民营医院铺到了全国各地，木材贩运生意如火如荼，这片4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早已不复往日贫瘠。尽管那些“被改写的人生轨迹”难以重来，有些养女还是选择与养家哥哥离婚，追寻属于自己的人生下半场。

早年“重男轻女”等沉疴旧疾积淀下的莆田弃女网络，有着不可磨灭的痕迹，如今叠加上一层人贩子拐卖之网。大多数媒婆故去，“保守估计有两三万”弃女在地域、血缘微弱联系下的亲情缺失，具体到每个个体身上，还在隐隐作痛。至少，陈玉玲、老魏和延月华们都还在原地。

宝贝回家网、寻亲帮帮团......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生成了一股反作用力，挫伤着人贩子们的利益之网。微博打拐、抖音寻亲、快手回家、头条寻人......越来越多的新平台、新传播，为寻亲提供了便利之道。

DNA是寻亲者的利器吗？每个寻亲者，都在等那份相似度99.9%的DNA报告。

老魏

人生尚未知来处

寻亲见面会的现场，热闹的可以敲锣打鼓，最少也会有歌舞。

那些四面八方赶来寻亲的人们，大多数是女儿方，只有少部分父母方。寻寻觅觅、心心念念太久了，所有内心的执着与念想，怕是早已凝结为浓得化不开的夙愿。骨肉分离多年的亏空，需要一个板板正正、体体面面的仪式，供现场找到彼此的人们喜极而泣、嚎啕大哭。

2018年9月23日的福清寻亲见面会上，陈玉玲第一次走到了舞台上，唱了一首《花桥流水》。“我站在显眼的地方，父母如果能够看到有个人长得像女儿，就会来找我吧。”一上台就脸红心跳的她，在几百双眼睛盯着的现场，没能顾上尴尬。

寻亲者会想到将线索聚焦于媒婆。但岁月增长，早些年从事这个行当的人，要么老态龙钟，要么早已离世，仅剩下的清醒着的人，也总是声东击西，为多赚一点零花钱而“假情报连篇”。父母方和女儿方的DNA成了直截了当、准确率高的手段。

陈玉玲的DNA入库有三年了，“一点儿消息都没有”。闲下来，她打开一个小孩子要抱走狗妈妈的孩子的视频，不停地看。那是寻亲群里一个寻亲者分享的，“你看，连狗都知道护犊，人怎么连狗都不如”。

老魏只读了小学，为了寻女微信玩得非常溜。65岁的人生中，老魏在四川当兵，去山东做生意，最后守在家附近找女儿。他看了太多买卖儿童的例子，很多被拐儿童回家了。为什么，那个在自己方圆几百里地之内的女儿，就是找不到。老魏怕了，“只恐今生未能见老二一面......”

面对外人，延月华一个劲儿地询问，“可以找到吧”？得到肯定答复，她紧皱的眉头，舒缓开来。她50岁了，带着小儿子的两个孩子，年底要补办小儿子的婚礼。一切都“脱不开身”。被老魏劝着DNA入库，她有点动心了。

还有一些不愿相认的父母和弃女。“知道她生活得好，没必要再打扰；生活得差，又帮不上什么忙。”“我的生活已经够苦了，还要再赡养两位生我却不养我的老人？”有些话太重，而总有一些女儿，想要知道来处；总有一些父母，想要安心踏上归途。

人生下半场，大多数人依然会选择继续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