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历史由来已久，最早在先秦时就有类似的称呼，到了唐宋以后称官府为衙门已经十分普遍，明清时期，将发号施令之所在统称为衙门。在百姓眼里，衙门是让人生畏的地方，有“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说法。

其实，衙门的种类很多，并非所有衙门都直接与平民百姓打交道，只有地方的府、州、县衙门才会直接管理百姓，行诉讼审理之责。因而，这些基层衙门往往都会树立法律公正、执法严明的官方形象，为此也衍生出了衙门的文化。

清代自府以下的衙门，在大堂的南面都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有一个石坊里面树着一块碑，上面都会刻着同样一句话，曰：

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就是著名的“戒石铭”，也称“天语亭”。在衙门里立戒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当时就用来警醒为官之人，不要徇私枉法。唐代时，玄宗皇帝为了规劝天下官员爱民如子、廉洁奉公，还特意提写了无言诗一首，不过内容较多共有100字。

宋朝开国后，太祖赵匡胤觉得石碑上的文字过多，而百姓识字者少。为了达到通俗易懂的目的，他从中截取了16个字，即上面所述。此后一直到清代，这16个字的“戒石铭”便成了官方标配。当年，宋太祖作为天下表率，亲自书写了“戒石铭”，让全国各州县勒石立碑。其后，著名的书法家黄庭坚又重新书写，颁行天下。

尽管宋太祖对天下的州县官有很高的期望，但实际上与理想相差甚远，这16字的“戒石铭”并不能警醒官员，其效果也很值得怀疑，因此有人便在上面添了几个字加以讽刺：

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脂民膏转吃转肥；

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州县衙门和百姓之间不断地上演着悲剧，草菅人命、大肆索贿等不法情事屡有发生。但是，百姓依然对官府存有期许，其衙门文化也一度升温。清代的扬州府衙门就有一个独特的做法，他们将府衙门的暖阁、天花板全部漆成红色，地板上铺着篾席，意思是官员要奉公执法，否则将“天诛地灭”。

省一级衙门，如督抚衙门、藩死、臬司衙门，因为按照清代的司法制度很少与民间百姓直接接触，所以不像基层衙门那样，需要强调执法严明。但这些高级衙门同样也有自己的文化，只不过是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向朝廷表忠心，发誓要做好官等诸如此类。

大清共有一十八省，每个省的衙门都有自己的特色。如江苏布政使衙门大堂上就悬挂这样的楹联：

报朝廷某事，荣父母某事；

宽百姓几分，爱子孙几分。

据说这时顺治朝任顺天巡抚的宋权写下的自警之语，当然，谁当衙门的一把手，就都有权利挂上自己喜欢的警句，其后继任的清初名臣魏象枢便在大堂上挂出了“我愧包公”的匾额，以包公自勉。

曾国藩从两江调任直隶总督时，正值北方捻军猖獗，剿捻的同时他也不忘规劝直隶同僚，为此也写下了一副楹联，曰：

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

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丁日昌担任江苏巡抚时，在巡抚衙门大门前贴了一副亲手创作的楹联，曰：

官须呵出，干来若处处瞻顾因循，纵免刑章终造孽；

民要持平，待去看个个流离颠沛，忍将膏血入私囊。

以上仅仅是略举一二，像很多著名的封疆大吏在任上都有一些盈利留于衙署，林则徐、陶澍、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皆如此。这些形形色色的衙门匾额、楹联成了衙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