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听汪曾祺先生讲座后, 再次见到汪先生,是四年以后。其时我已大学毕业,在一家报社供职。我所在的副刊部主任士是闽南人,元旦省亲返京,带回许多水仙球,准备送给几位作家,藉此联络感情。对于送水仙球之任务,我当然是乐于从命了。
因为事先知道汪先生夙喜莳花弄草,我想当然地以为他定会欣然受之,讵知大谬不然。电话打过去,他的口气颇有些冷淡,只说了一句:“好吧,那就来吧。”便“咔嗒”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捧着水仙球,倒了三趟公交车,来到蒲黄榆路九号楼十二层一号门前,怀着忐忑的心情敲响了房门。门开了,是汪先生本人。他穿一件深红翻领针织衫,外套灰色鸡心领毛背心,脚下趿一双拖鞋,头发蓬乱,嘴里衔着一支烟。四年不见,除了两道浓眉略现灰白,眼袋加深,他的面貌并未有多大改变。
汪先生对我上下打量一番,淡淡地说一句:“来啦?”然后面无表情地接过水仙球,转身就往里走。我一时有些蒙,路上想好的“久仰”之类客套话,都没来得及说。好在他似乎没有拒客之意,我犹豫了一秒钟,跟着进了房间。四下一看,客厅不甚宽,右侧是一张三人沙发,对面摆了一张折叠餐桌,壁上悬着一幅荷花图。左侧设一排书柜,一张书案,上面堆满了书报杂志和杂乱无章的什物。
方才坐定,汪先生把水仙球从纸袋中悉数取出,挑了最大的一颗托在掌上,歪着头,眯着眼,左看看,右看看,而后轻轻捏了两下,忽然开口了:“这是漳州水仙。”一听此言,我忙点头称是:“您说对了!是漳州水仙。”
汪先生扑哧一笑,面露得意之色。见他如此开心,我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松弛下来。汪先生一面赏玩不忍释手,一面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了我一些话,无非是姓甚名谁、年纪多少、籍贯何处之类。得知我是沈从文先生的同乡,跟他本人又是同一属相——予生也晚,比汪先生整整小四轮,可谓缘分不浅——彼此的距离瞬间拉近了。汪先生一改先前冷漠的神态,仿佛他乡遇故知一般,有说有笑,甚是相得。
他斜倚在沙发上,跷起一只腿,问了几句又谈起水仙花,果然欢喜到极处。他呷了一口茶,眼睛盯着水仙球,口中说道:“挑选水仙有三大窍门,一是看形,一是观色,一是按压。”如此这般,一一说知。我对于水仙所知不多,不敢赞一辞,只有洗耳恭听的份。
汪先生谈兴甚浓,又聊到水仙球的雕刻技法,很内行地说:“养水仙的妙诀,全在一个‘刻’字。”他连比带划,悉将雕刻水仙球的几道工序,从剥皮、开盖到疏隙、剥苞,再到削叶、刮梗,直至修整,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
水仙勾起了汪先生的回忆,又说到故乡高邮,岁尾年头,几乎家家户户都养水仙,如此才有过年的气氛。穷家养不起水仙,则以一盆青蒜代之,也算是新年的一个点缀,所谓慰情聊胜于无也。
忽又谈到两年前偕友数人赴漳州讲课,耳之所闻,目之所见,水仙无所不在。街头巷尾,到处都有卖水仙花的。路过一家极不起眼的钟表店,小小的工作台居然摆了两盆水仙,令人生出“不可一日无此君”的感喟。话题一转,又忆起当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四年,厥后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了半年马铃薯图谱。先画花和叶子,再画薯块,画完了,在牛粪火里烤熟,趁热食之。“马铃薯花很好画,伞形花序,作紫、白、粉红三色,与复瓣水仙有几分相似,只是水仙花有六瓣,而马铃薯花只有五瓣。”
正谈笑间,房门咯吱一声开了,原来是在新华社工作的女儿下班归来。我一边冲她礼节性地笑了笑,一边等着汪先生作介绍。不想汪先生只顾说得高兴,连看都没看她一眼。这可教我左右为难了:既不便打断汪先生,又想和她打个招呼。好在她颇有乃父之风,同样不拘俗礼,目不斜视地走进了自己的房间,一场尴尬消弭于无形。
汪先生余兴未阑,并无送客之意。他点了一支烟,在吞烟吐雾之中,又谈到水仙的别名。举凡凌波仙子、金盏银台、落神香妃、玉玲珑、金银台、姚女花、女史花、天葱、雅蒜、俪兰、女星、雪中花,当不下十多个,备细述了一遍。复又谈到《长物志》《学圃杂疏》《帝京景物略》,谈到黄庭坚、杨万里、刘克庄的咏水仙诗,谈到“岁朝清供图”,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读书之多,见闻之博,委实令人叹绝。
当下又说了些别的闲话,我见天色已经不早了,便起身告辞。汪先生送至门口,道过“再见”,忽然对我说:“等水仙花开了,请你来家中赏花。”我闻之喜甚,应诺而去。
春节刚过,我如约来到汪先生寓中,果见两盆水仙亭亭玉立,生出许多极淡极淡的黄白小花,冰肌绰约,芳香四袭。汪先生喜之不尽,眉飞色舞道:“我没说错吧,养水仙花,须先学会雕刻。”语毕,乌溜溜的眼珠转了几下,天真可爱几近顽童。他一边与我共赏凌波仙子的风姿,一边大谈水仙花养护的独得之秘,果然水仙知己也。(杨文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