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蚊虫咬我，就此不写了。”
这是鲁迅先生1918年7月5日《致钱玄同》信的结尾语句，颇为写实，又很是幽默！
钱玄同（1887-1939），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留学日本时，曾与鲁迅同窗就学于章太炎的文字学；鲁迅先生写这封信时，钱玄同正在做《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鲁迅先生的这封信，分为两段，前面一段字数不多，主要是询问钱玄同的编辑工作，说明周作人对小说《改革》的翻译情况，以及鲁迅先生评价自己的创作“有点靠不住”，“在六十分以上了”，这当然是一种幽默的自谦了。后面一段则不像书信了，完全是一个短篇的讽刺性杂文，读来不禁让人开怀而笑，但又深感一种坚韧在其中。所以，试为一番品味。
“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这是对当时刘师培等计划复刊《国粹学报》《国粹汇编》等封建复古主义“国粹派”的尖锐批评。
“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
如此话语，如此文字，如此笔法，不是对于《新青年》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充分自信？不是对“国粹派”鼓吹“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极大嘲讽？我想，当钱玄同读完这封信后，一定会说：“迅哥，有你的！”
如果我将这封信改编为一场独幕剧，那么，剧终的最后一句话也是：“迅哥，有你的！你太有才了！”当然，鲁迅先生在信的最后是意味深长地写着：“蚊虫咬我，就此不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