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也是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当年有超过570万人参加考试，19岁的徐兵河是其中一员。彼时，他在湖北大冶市一所小学当民办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经常帮学校食堂师傅挑水、做饭的同时，他才能抽出时间准备考试。距离考点有十多里路，高考那几天，徐兵河是由一位一同参加高考的老乡，每天骑自行车带到考场的，“都是土路，少不了上下坡。”多年后回忆起来，这个场景依然是徐兵河关于高考最深刻的印象之一。
高考后，徐兵河被湖北医科大学录取。他见证了中国肿瘤学科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在他专注的乳腺癌领域，患者的5年生存率已经可以达到90%。
45年后的今天，徐兵河说，他格外珍惜高考的机会。“高考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恢复高考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高考和上大学，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国际知名肿瘤内科和乳腺癌内科治疗专家徐兵河。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新京报：您是哪年参加高考的？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徐兵河：我是1977年，也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参加（高考）的。那时我19岁，高中毕业刚两年。高中毕业后我回家乡，先在林场工作，后来又当起了民办教师，教小学五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数学、物理。我还是班主任，要备课、教学，还要做好班级管理工作，其实任务挺重的，没有太多闲暇时间。
不仅如此，我们学校食堂那时就只有一个师傅，年纪也不小了，我又是学校里比较年轻的老师，一有时间，就去帮着师傅挑水，也跟他学做饭，他教我怎么切菜不容易切到手，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做饭的。后来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是留学生中做饭最好的。我刚结婚那会，住在单位宿舍，还有很多同事过来看我是怎么做饭的。（笑）
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复习功课。其实挺匆忙的，准备起来也不容易，因为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分为农技班、农机班、会计班等，我是会计班的，语文、数学都挺好，但物理、化学知识相对贫乏，也有点偏科，但这些高考都得考啊，所以还是得准备。
我当时跟一个老乡一起复习，他的物理成绩很好，我语文成绩不错，我们就互相帮助。就这么准备了一段时间，就去考试了。
新京报：当时高考，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徐兵河：我所在的小学离考点有十多里路，我也没有其他交通工具，那会谁家有辆自行车，就算是个很富裕的家庭了。后来是一位一同参加高考的老乡，每天骑车把我带过去。高考那几天，我早上六点起床，自己带点干粮中午吃，下午考完，那位老乡再把我带回来。那会基本都是土路，也少不了上下坡，不像现在这么便利。
新京报：大学生活是怎样的？怎么会选择医学专业？
徐兵河：我其实一开始想报考工学、军工相关专业，但后来被湖北医科大学录取了。虽然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高考成绩，但入学后，负责招生的组长跟我说，我的成绩是很好的。
可能因为所学专业不是自己的第一选择，我大学头半年的成绩并不好，当时就老想着是不是有机会再考一年，能重新选个自己喜欢的专业。当时班里有25个人，第一个学期的成绩出来，我排在中下游水平。
我骨子里是个很要强的人，对这个成绩并不满意，就开始用功，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喜欢上了医学专业。以至于经常是上了一天的课，在吃晚饭前，我就跟同学一起先在图书馆占个座位，晚上继续学习。那会除了学习，也没有太多其他想法。后来，我每门课成绩基本都在90分以上，毕业时的平均成绩达到了92，当时毕业留校要求平均成绩达到85分，我排名第二。
我个人的感觉是，很多人在年轻时，其实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要学什么专业，不是自己十分喜欢的专业，一样能学好，在了解的过程中会重新认识。后来我觉得我挺适合学医的，我挺喜欢接触人，对患者也比较有同理心，也愿意钻研，什么事情都要弄个明白，能专注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这些特点都适合学医。毕竟医学是个经验科学，不善于学习和总结，很难做好。
新京报：您之后又如何进入了肿瘤科这一领域？
徐兵河：因为成绩不错，我获得了留校的机会，在学校附属医院工作。那时候，大家都愿意选择到内科、外科这样的大科室工作，像肿瘤科这样的小众科室，几乎是无人问津，大家都不愿意去，那个年代，肿瘤的发病率比现在低，大家把肿瘤几乎等同于绝症，我们的应对办法也有限，除了手术和放疗，基本就是姑息治疗，不像现在方法这么多，肿瘤科医生的挫败感可能比任何一个科室都明显。
我分到肿瘤科，当时包括手术、化疗、放疗、妇科肿瘤等，都在我们这个科里。我第一年在放疗组，当时的放疗设备还比较简单。但一提到放射治疗，大家对射线也很恐惧，我们医院的肿瘤科都不在医院大楼内，而是在医院大院里一个角落，两层楼的房子，就是肿瘤科的“地盘”。这种布局就让我们觉得，每天上下班都觉得低人一等。
当然现在不可能了，肿瘤的发病率升高的同时，治疗效果也越来越好。以乳腺癌为例，现在的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即便具备手术条件，也缺乏术后的辅助治疗措施。
徐兵河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于住所前留影。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为何一直在走继续求学之路？
徐兵河：我自己觉得，还是应该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老在武汉待着，视野还是不够开阔。
当时工作两年后就可以考研究生，我又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临床型研究生。我一度觉得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遥不可及，我在武汉工作时，刚进修回来的同事都说，孙燕教授很厉害，在全国很有影响力。我就想着考考试试吧。
1984年，我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内科，以当年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孙燕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肿瘤学界泰斗）的第一个研究生。很多同行都愿意做外科，想拿手术刀，但我觉得，肿瘤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远处转移，而内科治疗就是为了预防和治疗肿瘤远处转移，肿瘤内科治疗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大，于是就选择了内科。
我后来又到国外工作了几年，1991年-1993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先后在迈阿密、匹兹堡的科研机构。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了5篇科研文章，涵盖了当时的几家顶级医学期刊。我的导师希望我留下来，给我们医院写信，希望能够延长访问期。但我坚持回国，导师就给了我两年的往返签证，希望我想回去时就能回去。
1993年底，我回到国内，好多同行都说我傻，但我没想那么多，我就觉得出去是学东西的，东西学到了，就回来，而且国内的环境，也更适合我。我又在1996年-1999年在国内完成了博士阶段的学习。
新京报：现在，您也是一名老师。您是一位严厉的老师吗？
徐兵河：我对学生要求不算严格，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学生，他们自己想做什么（研究）就做什么，我一般都是给他们一个方向，然后我们一起讨论他们想法的可行性等。做科研要沉下心来，兴趣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做老师的，更多是引导，以启发式教育为主。他们毕业后愿意去国外深造的，我也支持。
新京报：您现在每天的日程是怎么安排的？
徐兵河：我一般早上先到医院，到病房看看病人的情况，然后早上八点半开始或出门诊，或参加病房和科室查房。门诊结束就中午了，我通常是利用午饭的时间，边吃边跟学生交流科研问题。
我还主持了很多新药临床研究的工作，所以到下午，我得参加药品临床试验相关会议、专家讨论会。在这些安排之外，我还有科室例行科会等许多行政事务，以及大量教学任务、参加病人会诊、学术会议、给学生和年轻医生修改论文、指导他们申报各种科研课题等等。如果是晚上给学生上课，那就得九点多才能结束。总体来说，每天的日程安排还是挺满的。
新京报：如何看待高考对您人生的意义？
徐兵河：高考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心存感激。
在我上学那个年代，还是很穷的，吃饱都很难。小时候，家里穷得想吃点干饭都很难，都是喝很稀的粥，鸡蛋、肉更是只有过年、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到。除了穷，我们在各方面也都还很落后。我格外珍惜高考的机会，高考和上大学，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也改变了我们这些大学生的人生轨迹，所以大家在大学里学习都很刻苦，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新京报：对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您有怎样的寄语？
徐兵河：坚持自己的梦想，愿意为梦想付出努力。为梦想而奋斗，努力就有收获，奋斗必有结果。
【人物简介】
徐兵河，国际知名肿瘤内科和乳腺癌内科治疗专家，长期致力于乳腺癌关键技术研究与抗肿瘤新药研发，在乳腺癌临床和转化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系统性原创成果，解决了个体化诊疗领域多个难题，建立了个体化诊疗新方法、新模式和新策略，显著提高了患者生存率，引领我国乳腺癌实现个体化精准诊疗的重大转变。通过从建立临床试验平台到牵头国际和国内多中心临床试验和转化研究，推动了我国抗肿瘤新药创制及走向国际，他的研究成果写入多部国内外规范和指南，改变了乳腺癌临床实践。
在癌症治疗与药物研究的国际舞台上，徐兵河多次发出让世界震撼的“中国声音”。他坐镇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也在国内数个版本的医院和科室排名中位列首位。他改变了乳腺癌临床实践。以往，在国际学术界和国际指南的制定阵容中，西方学者一直都是主角，徐兵河则是打破这种局面的“东方来客”，2013年，他成为第一个代表亚洲参加国际晚期乳腺癌共识指南（ABC）制定的专家；他牵头完成了中国首个获批上市的治疗乳腺癌的小分子靶向药物、首个CDK4/6抑制剂、首个中欧双报并批准上市的国产生物类似药等系列具有代表意义抗肿瘤新药的临床试验。
现在，徐兵河依然奋战在临床和科研一线，一早到医院病房看病人，他还要出门诊、带学生，做临床研究、参加新药临床试验和其他学术会议，还要给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上课，经常忙到晚上九点多才能回家。
新京报记者 张秀兰
校对 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