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死了。”
这四个字最先带来的是一片短暂的静默，紧接着才是难以置信的眼神和手指触碰手机屏幕的声音。
“《明报》发消息了，这回确定是死了。”
刚刚不敢相信的怪笑瞬间僵在脸上，又是一片静默。
这也难怪，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位武侠小说的宗师已经在媒体上死过很多回了，每一次消息听起来都言之凿凿，但最终又都像风过水面，在惊起几圈涟漪之后归于无形。金庸的死而复生如此频繁，以至于让人开始相信，他或许真的学会了自己笔下《九阳真经》里的绝世内功，游戏于生死之间。即使是他这一次的“确定死亡”，很可能或许也不过是他避世凡尘的一种方法。毕竟，在他的小说里，死亡是绝世武功不可或缺的必经试炼，每一次死亡都意味着一次对自身的超越。
对渡过了又一个不眠之夜的金庸读者来说，这个解释也许更容易接受。毕竟，当年，正是他笔下侠骨柔肠的武林世界，陪伴自己在兴奋与紧张中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失眠的夜晚——金庸的小说绝对不是上好的睡前读物，就像一位金庸迷所说的：“只要一打开，就睡意全无”。书里是策马加鞭的侠客，书外是双眼熬红的读者，还有什么是比这更般配的组合吗？
拥被不眠读金庸，相信是每一位金庸迷都曾有过的经历。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寒秋长夜，窝在被窝里失眠回想那段阅读金庸的时光，或许正是献给这位魂返太虚的武侠宗师的一瓣心香。如果你也一夜未眠，不妨在天际泛白的这一刻，回想一下儿在那个初遇的时刻，究竟是哪段情节猝然射中了你的心房。
2004年，金庸在香港。
浩浩愁，茫茫劫。
短歌终，明月缺。
郁郁佳城，中有碧血。
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
一缕香魂无断绝。
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书剑恩仇录》结尾的这首词不知赚得了多少少年的热泪。可惜，这首诗并非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所书，也不是献给那位不惧威势，刚烈可钦的香香公主。民国时代掌故学家邓之诚在《骨董琐记》“陶然亭香冢”中早有考证，它乃是出自同光年间一位鲜为人知的官员张盛藻之手，悼怀的人自然也不是金庸托名“香香公主”的香妃，而是一位更不知名的妓女茜云。
尽管史实如此大跌眼镜，但这丝毫不影响这首词成为《书剑恩仇录》的点睛之笔，仿佛它本就应该是写给香香公主的，也应该出自那位柔情刚直的陈家洛之手。可怜书剑皆负我，唯有只语诉衷肠。套在温润君子枷锁下的陈家洛，可以说是内地金庸迷心中的第一位金派风格的侠士。内地出版的第一部金庸著作，正是《书剑恩仇录》。1984年11月，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率先出版。奇巧的是，它也是金庸写的第一部武侠小说。
《书剑恩仇录》
作者: 金庸 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 1984年10月
但在此之前，有没有哪位内地读者已经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了呢？毕竟，从《书剑恩仇录》1955年问世以来，金庸的武侠小说在香港已经热销了将近三十年。不能排除有人在《书剑恩仇录》之前就已经读过金庸的作品。作家丁华曾经在一次偶然中读到了金庸的《笑傲江湖》。那是在1976年的春末夏初，他从一位在远洋轮上工作的海员手里借到了一套缺第一集和第三集的《笑傲江湖》。丁华深知这套《笑傲江湖》与其他外界书刊一样，在内地都属于禁书。但他还是与一位文艺界好友，“在一家宾馆里放下蚊帐，轮流读了一个通宵，一口气读完了”。这本禁书勾起了他和好友的极大兴趣，甚至还想把缺少的第一集和第三集补全。多年后，当丁华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阅读金庸的原版小说时，才发现自己补的“远远不如原作的高明”。但对他来说，这也算是“悲剧时代里喜剧性的第一次接触了金庸的武侠小说”。
丁华是少数在那个年代通过因缘际会偶遇金庸作品的幸运儿之一。而根据一则至今尚未证实的轶事，邓小平也是金庸的头号读者。1981年7月18日，金庸受邀首次访问内地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口接见他时，第一句话便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后面的事情则顺理成章，受宠若惊的金庸在回到香港后，立刻将一套明河出版社版的《金庸小说全集》寄呈给邓小平。2004年9月号的《明报》刊登了这宗佳话，并且引用邓小平次女邓楠对金庸说的话：“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前都看几页。”
得到领导人首肯的金庸著作终于拿到了在内地的通行证。尽管这份通行证的取得金庸本人未必知情。1980年，广州的《武林》杂志连载了《射雕英雄传》，但只连载了四回便中道夭折，原因据说是“盗版书籍后来居上，读者可以一气呵成尽览《射雕英雄传》”。从1984年内地出版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到1985年10月山东文艺出版社刊行了《笑傲江湖》，不到一年时间里，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在内地全部出齐。他的《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和《书剑恩仇录》印数分别是89万册、70万册和69.8万册。到1992年，金庸作品的总印数已经高达478.8万册，这还仅仅是正规出版社标明的印数。至于那些昙花一现的地下出版社疯狂盗印的数量，恐怕更是以十倍百倍计算。就连他的中短篇小说《侠客行》和《越女剑》都在数份报刊上转载，他的《倚天屠龙记》甚至刊登在1985年的《老人天地》中，尽管只是节选，但也为这位武侠宗师俘获了大批张三丰级别的读者。在当时的电台广告中，金庸小说中的情节是推销各种健身补品和养生秘笈的绝佳宣传。1980年代席卷中国的“气功热”中不少光怪陆离的招式心法，也取材自金庸的武侠小说。最典型的就是《天龙八部》中所谓能修炼上乘内功的少林秘笈《易筋经》和《倚天屠龙记》中的《九阳真经》，其中的字句和解释已经成为了人们对所谓气功的经典解释，至今仍然让某些人沉迷其中，深信不疑。
不过，金庸最大批的读者还是那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现代文学研究者钱理群曾经回忆过他是如何被自己的一群学生带进金庸小说的深坑的：
“那时我正给1981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天一个和我经常来往的学生跑来问我：‘老师，有一个作家叫金庸，你知道吗？’我确实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于是这位学生半开玩笑、半挑战性地对我说：‘你不读金庸的作品，你就不能说完全了解现代文学。’他并且告诉我，几乎全班同学（特别是男同学）都迷上了金庸，轮流到海淀一个书摊用高价租金庸小说看，而且一致公认为，金庸的作品比我在课堂上介绍的许多现代作品要有意思得多。”
钱理群开始时怀疑“这或许只是年轻人的青春阅读兴趣，是夸大其辞的”。但当他在苦闷中拿起金庸的小说后，却发现自己再也放不下了。《倚天屠龙记》中那句“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让他“突然有一种被雷电击中的感觉”。他将这句话抄下来寄给他的一名研究生，但巧的是，这名年轻的研究生也想到了这句话，并且把它抄在墙上。
“一切忧虑和焦灼都得以缓解”，这是金庸作品给那一代人心灵带来的感受。诚如钱理群所感受到的，金庸的小说它握住了1980年代那种内在的忧虑和焦灼，并且提供了一种解决之道。如果能够用一个词来形容1980年代，那就是“打破”。打破滞闷闭塞的牢笼，呼吸外来的新鲜空气。个人的灵魂已经被枷锁束缚捆绑了二十多年，如今终于能够挣脱出来。涌动的血脉急需一种思想的刺激，才能满足心灵对新鲜事物的贪婪渴求。而这恰恰是金庸武侠小说的精髓所在。书中的侠客都是一群跳脱开束缚的人，他们敢于质疑既定的秩序和规则，凭借自己的力量步步升级，终于获得改变时代的能力。雄心与权欲，性情与贪婪，诱惑与超脱，这既是书中的武林世界，也是读者面对的现实世界。而金庸平易近人又不乏文采的辞句，比起那些自诩启蒙思想者的玄之又玄的高头讲章，更能吸引普通人的心灵。对一些读者来说，它就像是一根撬棒，撬开了个人对自由人性的追求。
金庸与著名影星夏梦。
更能击中读者心灵的一点，是里面塑造的人物角色是如此丰富多彩，就像一道光谱，从最深沉的黑色到最明亮的白色，色彩之间的过渡又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混为一体。光与暗、正与邪之间的对立，也并不那么明晰。对长期禁锢在革命样板戏非善即恶、非好即坏、非红即黑的二元对立世界观里的人们来说，金庸武侠世界中的人物更亲切可人。就像一位读者所说的，萧峰杀死阿朱那一段情节，让他肝肠寸断、痛哭不已。“这世上就只一个阿朱，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就只一个阿朱”，诚然如此，但如此相亲挚爱，最后却因误杀而天人永隔，这种爱恨之间难以取舍的纠结与苦痛，是过去那种二元世界观既不能理解，也无法允许的。而认识到这种人性与世事的复杂与多变，也是一个时代的人成长的过程。在过去，唯有革命下的爱情是值得歌颂的，自我的牺牲是为了更宏大的事业，而金庸的作品却告诉读者们，牺牲也可以仅仅是因为爱情，甚至是偶然造成的悲剧。理想也同样如此，在过去，年轻人被告知树立崇高的理想是成功的唯一途径，而《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理想不可谓不崇高，但他最后还是永失所爱，孑身孤影，惟与夕阳荒草作伴——曾经被灌输的不容置疑的必然性就被这样轻而易举的打破了。即使这意味着一个火热时代的理想幻灭，但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属于个人的时代的开始。
2004年8月，金庸在香港家中。
尽管金庸的小说握住了那个时代真切的、甚至噙着苦痛和焦虑的灵魂。但它同样也赋予那一代读者以希望。由于金庸的武林世界丰富异常，以至于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都可以将自己想象成书中的某一个角色。就像《笑傲江湖》中剑术通神的风清扬。他的名字固然可以成为阿里集团CEO马云的专属花名，但同样，它也可以是学校里某位同桌的绰号，自然，也可以是想象中武侠世界里的自己。在少年的游戏世界里，你既可以扮演张无忌，也可以成为欧阳锋。高中的校园恋人大可以自以为是杨过和小龙女，郭靖与黄蓉，不必在乎自己的长相是否与书中相符——尽管出身、环境、社会等等造就了种种的不平等。但在金庸创造的武林世界里，每一位读者都可以在想象中获得平等的身份。那些高来高去的武功，神出鬼没的暗器，深谷密室中的秘笈，只要你打开书本，都可以获得。哪怕你只有一碗泡面，当你掰开叉子时，你的手里就是一把号令武林的屠龙刀。当你在被窝里手拿电筒，熬夜翻看金庸的小说时，你就可以想象自己身在那座活死人墓里，你手中的电筒就是直指苍穹的倚天剑。
梦的一大缺点，就是它总会醒来。就像学生早晨被父母从被窝里揪起来，扫兴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金庸诚然有成千上万的书迷，但敌人也不在少数。这里的敌人应该把那些文学评论家排除在外，他们从专业角度进行的抨击非议并不能让读者放下手中的书。哪怕是将金庸的作品批判为“滥情幼稚、胡编乱造”的王朔，诚实地说，他砸来的砖头也只是吸引更多的人去阅读这部饱受争议的作品。
但那些真正的敌人却会把书从读者手中强抢夺走。他们当然就是学校老师和盟友家长。说来也怪，金庸武侠小说的最佳阅读环境恰恰是最不合适的阅读地点：课堂上课本背后和书桌底下，已经被迷信早睡早起身体好的父母强制熄灯的卧室被窝里，以及临近考试的题山考海中。在这三种环境下，只要被逮到，无论是读者还是书本身，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人被罚站、请家长、回家挨揍，书则被没收，甚至撕烂。
对金庸的敌人们来说，这种下场乃是罪有应得。早在金庸作品登陆内地时，社会上对它的炮轰就不绝于耳，这些指责并非出于文学上的批评，而是认定它居心不良。陈东林是金庸最坚定的批判者之一。他对金庸的深恶痛疾起源于1982年在安徽肥东县撮镇中学担任教师之时。他惊讶地发现班上“有相当一些学生迷上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孩子们痴迷的程度宛如上了毒瘾一般，其中尤以金庸小说对孩子们产生的‘毒瘾’最大。”
在陈东林看来，这些学生“整天沉湎于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不仅废寝忘食，乐此不疲而且学业荒废，无心读书”。更令他感到费解的是，“有些迷上了武侠小说的孩子们居然像堂吉诃德迷上骑士小说那样，沉醉于小说所描写的幻想世界中，并且想做小说中那些一个个具有特异功能的江湖豪侠，武林怪杰”。
为了铲除金庸在学生中的影响，陈东林在课堂颁布禁令，“严厉禁止任何学生在课堂上看任何武侠小说，凡是被我发现逮个正着的，统统予以没收”。陈东林对金庸小说的清剿让他在学生中得到了“秦始皇”的诨号。但他的行为恰恰是那一时代反金庸联盟的代表。情节离奇、荒废学业、沉迷幻想，还有其中的男女爱情描写更是导人早恋，这四宗罪是扣在金庸小说上的四座大山，即使到21世纪，以批判民族性为鼓角的批评家黎鸣，在他热销一时的《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中苦口婆心地告诫青年人，“金庸小说只不过是老年人的‘童话’，让来日无多的垂暮者做一些令他快乐的白日梦，以达到其精神上安乐死的效果，这总还算有些价值，但要让青少年儿童也沉湎于此种白日梦中，那可是对整个民族的下一代的罪愆”。金庸的作品是一种“白日梦的恶习”，“实际上是任他们自行折断自己理性力量的翅膀”。
黎鸣以理性为武器试图戳穿武侠小说的白日梦，这项指控不能不说令人心动。但这些指控者很少意识到他们所蔑视的幻想和白日梦之所以如此吸引那些年轻的心灵，恰恰是因为现实的枯燥与滞闷。理性本来是自由的先声，但将它强加在青年的头上，却无异于铸造了一座理性的牢笼。于是，为了能得到幻想世界的自由，哪怕仅仅是在老师家长眼中一文不值的“白日梦”，那些热切的金庸迷也甘冒风险来获得心头的梦想小说。
一位福州的金庸迷就回忆道，当年金庸的书价值不菲，即使是在福州，每本书的押金都高达十元。“八十年代的十元啊！租金每本每天五毛”。另一名读者则回忆自己那里的金庸小说押金更贵到20元之谱。天知道有多少年轻人最初的理财观念就是在千方百计省钱租金庸小说中养成的。即使有钱，有时也很难租到书。1980年代的私营行业还处于半公开的状态，租赁小说的书摊经常会受到城管前身的联防大队的突击清查。“租一本书跟地下党接头似的，得有熟人带着去，第一次老板看见你，一般都推说没有，第二次再去才行！”由于租金昂贵，一般一本书都是三四个人合租，24小时轮流翻看。福州的金庸迷回忆道，有时半夜两点还在路边交换书籍，“鬼祟如交换情报”。
这些偷来品尝的禁果，最佳的品尝时刻，自然就是那些最危险的时刻。各种各样在课堂上偷看金庸小说的方法层出不穷，用课本挡在前面偷看只是初级水平，藏在衣服里偷窥也只是二流天分，一位颇具天分的金庸迷甚至想法在课桌上掏了一个洞，老师经过时能隐蔽起来，一转身，这个洞口就会瞬间神奇浮现，武林世界的白日梦就这样源源不绝地从洞口流进昏昏欲睡的课堂里。
这些与老师家长斗智斗勇的做法，从理性的成人世界的角度来看，当然很不正确。事实上，一些年轻的金庸迷在步入社会后，也会懊恼自己当年沉迷于武侠小说没有努力学习。从这点上看，老师和家长当初的清剿政策的对的。但如果自己的年少时光只是按部就班地上课放学写作业，连这一点点突破禁忌的白日梦追求都未曾有过的话，那么这样循规蹈矩的少年时代，又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呢？
金庸小说中的武林高手往往都是不循规蹈矩之人，他们的成就常常建立在对陈规旧习的扬弃之上。如果杨过不是与姑姑一同躺进石棺里，就不会发现王重阳留下的九阴真经的奥秘。如果令狐冲仅仅恪守华山一派的话，他也无法最终弭合武林各大门派的恩怨。金庸小说中的每一位主角最重要的功绩不仅仅是自我的突破和提升，更在于他们彻底改变了一个时代的未来。这可能是金庸小说对书迷们的最大启示，就是让他们看到叛逆所能创造出的无限可能性。无数个个体的叛逆，是幻想也好，是白日梦也罢，但从中却诞生出打破桎梏，突破禁忌的勇气。肉体有消亡的一日，梦有醒来的一天，但勇气已经种在了心里。或许就在某个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偷看《鹿鼎记》的时刻，未来已悄然因你的白日梦而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