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才两件事都做得很好，一是打仗，二是宣传。
打仗时，他是“敢死队”队长，身为团政委，却率先冲锋，第一个爬上敌城墙头；敌军“偷袭”时，他是临危受命的主将，勇御强敌，“我守军不足一营，却将敌击溃，保存了根据地。”（毛泽东评）
勇战黄洋界、突破吉安城、活捉张辉瓒、血战湘江……朱良才的作战功绩还有很多。而他对革命英雄、革命精神的宣传功绩，绝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
白求恩、狼牙山五壮士、“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朱德的扁担》……教科书上耳熟能详的事迹，却很少有人知道，就是在朱良才和战友们的积极努力下，才得以保存、传播和发扬。
在革命的战火里摸爬滚打，朱良才多处负伤；化身乞丐千里寻党、目睹战友的尸体血染湘江，死神始终与之同行。
难以想象这位老战士心中的波澜壮阔，而在其子朱新春的讲述中，或许能一点一滴地拼凑出这位开国上将的英姿与风采……
朱良才之子朱新春
机智
被捕时改名
朱良才并非他的原名。
1900年，朱良才出生于湖南省汝城县，原名朱性名。上中学时，因湖南爆发了北洋军阀南北战争，学校被迫停课，他只好返回家乡。回乡后他和村里人一起创办了学校“蒙馆”，在村里当起了小学老师。
1925年5月，“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后，正在蒙馆教书的朱良才毫不犹豫地投入这场反对帝国主义的大革命洪流之中。1926年汝城各乡村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同年9月，朱良才参加了农民协会，并被推选为农民协会的组织委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朱良才同十多个农会干部一起被捕入狱。
“父亲他们被敌人吊着打了整整一天，晚上才给放下来，让他们排队登记。”朱新春说道。幸运的是，朱良才遇到了老乡。“排队登记人名，我父亲正要报名字，忽然发现登记的人他认识，是同村一个叫朱良慎的人”。
为搭救老乡，朱良慎偷偷向朱良才使眼色，并故意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朱良才立即会意，顺嘴答道：“朱良才。”敌人怒道：“你这个贱骨头，是什么良才？”朱良才立马在心中反击道：“什么良才，我是革命的良才。”
由于朱良才登记的是假名，国民党始终未能查到他的革命踪迹，被关押36天后，朱良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顺利躲过一劫。
“从那以后，我父亲干脆就不用原来的名字了，响当当地叫起了朱良才。”朱新春说道。
当时大革命处于低潮，全国是一片白色恐怖。很多意志不坚定的人纷纷退党、退会。这时朱良才不但没有逃避革命，反而主动找到了党组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在党最困难的时候申请入党，他说，在敌人的监狱里，他心中想得最多的就是——只要不砍头，我就要入党。”朱新春称。于是，1927年10月的一个夜晚，朱良才在一间简陋的农舍宣誓入党。
朱新春专访视频
临危不乱
被偷袭时成功“守家”
兵在夜而不惊，将闻变而不乱——魏将邓艾称赞蜀将姜维“真将才也”，或许也同样适用于开国上将朱良才。
1928年8月，得知红军在湘南失利的消息后，毛泽东随即亲率31团3营，前往湘南迎还红军大队，31团1营和32团留守井冈山。得到消息的湘军第8军一看有机可乘，便企图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施第二次“会剿”。
此时的朱良才已从朱德的秘书一职，到了31团1连任党代表。
“国民党来了4个团，其中的2个团直扑井冈山北大门——黄洋界。但1连只有72人，每人就三五发子弹。”朱新春介绍道。
形势危急，31团召开紧急作战会议。决定以少对多，利用地形抵御敌人。黄洋界海拔1300多米，山上只长青草而无树木，山势险峻、浓雾环绕，但正好是防御的极佳之地。
朱良才和连长王良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连夜率领战士加修原有工事：砍下竹子，插在阵地前做挡墙；竹子削成竹钉，用作上山路障；连夜加深、加宽、加厚战壕……
深秋的夜晚很冷，站岗战士冻得直打哆嗦。朱良才见状，递上自己的毯子，与连长同用一条毯。
次日上午，浓雾散去，敌军发起进攻。
“山高谷深，居高临下，爬上来一个打一个，冲上来一对打一双，敌军也攻不过来，但咱们也没能把他们打退。”
转折发生在下午4时。修械所抬上来一门刚修好的迫击炮。朱良才立即安排战士将迫击炮就位，一共打了三发炮弹。
“前两发都哑了，最后一发不仅打了出去，还恰好落在了敌军团指挥部所在地——腰子坑，爆炸了。敌军一看就慌了，以为红军主力回来了，赶紧连夜撤离了。”
在朱良才和王良的指挥下，1连赢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此战在红军主力在外、敌军大举来犯的不利形势下，以1个连兵力对抗敌2个团进攻，不但成功保卫了革命根据地安全，还一举击溃来犯敌军，创造了土地革命战争中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毛泽东带着红军主力返回后，得知期间经历了一场守家防御战，他很惊喜：“这可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你们保住了我们的家，保住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并特地为此写了一首诗：……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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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毅
化身乞丐，千里寻党
既然是打仗，有胜就必然有败。
1937年3月，为打通国际路线而组建的西路军，经半年多的浴血奋战，失败了。和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一起带领右支队东行寻找党中央的朱良才，因队伍全被打散，遂孤身一人千里寻党。
“三月的祁连山还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而当地的马匪全是骑兵，非常凶狠，不仅杀害红军，还残害老百姓。”
朱新春的描述让人不寒而栗：“他们抓住红军后，要么活埋、要么火烧、要么乱刀砍死，就连无还手之力的伤员也不放过。开胸剖肚、摘心割肾取胆、用酒泡药，残忍至极。”
“所以，我父亲不仅不能白天走路，连大路也不敢走，只能等太阳落山，马匪‘收摊’后，沿着祁连山北部边缘地带，钻树林，翻沟谷……”
“渴了，就抓几把雪塞进嘴里；饿了，就把雪扒开，抠草根吃。甚至，找牛粪、马粪中未消化的苞谷颗粒充饥。就这样，没几天，他就几次饿昏在冰天雪地之中。”说到这儿，朱新春有些哽咽……“这时，我父亲就想了：我可是要去找党的呀！可像现在这个样子，别说找党，就连祁连山，都走不出去啊！”
自1936年10月西渡黄河以来，朱良才已经半年没洗澡，没理发，也没刮过胡子。手脚全被冻伤的他，干脆掰了一根树枝一拄，捡了一个破碗一端——把自己装成叫花子，一边要饭，一边向着东方走去……
那时西北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苦，吃不饱穿不暖，好不容易敲开一家门，却没有剩饭；再敲开一家，也没有，但门后的狗，正在舔吃着破碗里仅剩的一点儿剩饭。主人便赶紧将狗轰开，将狗还没吃完的剩饭倒在朱良才的要饭碗里……
“我父亲就是这么一边要饭，一边向着东方走……”
纵观朱良才的革命生涯，战乱年代出生入死，和平年代得以善终，除了坚毅非凡，机智与审时度势，或许也是他的不灭法宝。机警曾让他躲过牢狱之灾，也曾让他躲过马匪的追捕。
当他走过甘肃的张掖，行至戈壁滩深处，忽闻一阵马蹄声，一片烟尘扑面而来——马匪的骑兵将至。
朱良才前后左右一看，别说树木，连条浅沟都没有，只有一群羊，在不远处啃吃嫩草。他赶忙跑过去，对放羊的小孩说道：“娃，如果有人问你我是做什么的，你就说我是放羊的，好吗？”
小孩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见状，朱良才用翻过来的破羊皮袄将头一蒙，就钻进了羊群之中……
“小孩，看到有人没有？”马匪的骑兵飞奔而至。小孩依然不说话，只是摇了摇头，马匪连停都没停，就又飞驰而去——朱良才逃过了一劫。
“我父亲就是靠着他的机智、勇敢和老百姓的帮助，躲过了马匪的十几次追捕，终于来到兰州黄河大桥边上。”朱新春感叹道。
过了黄河大桥，便能找到党组织。但大桥封锁十分严密，观察许久后，朱良才冒险混进了国民党队伍，跟着军官后面混了过去。
终于走到红军驻地，拄着打狗棍、端着破要饭碗、衣衫褴褛……哨兵一看是个叫花子，便阻止他进入，直到时任援西军团长的陈坊仁出现，再三打量后，才大声惊呼道：“朱……朱政委……朱良才政委！”
至此，历经36天，孤身行走戈壁1千多公里、化身乞丐风餐露宿、时刻处在被马匪骑兵围堵风险之中的朱良才，终于找到了党组织。还没来得及说话，他便口吐鲜血，两眼一黑，倒在了陈坊仁的怀里……
敏锐
善于发现、宣传英雄人物
朱良才很骁勇善战，但搞起宣传来却一点儿也不含糊，是抓英雄模范、典型人物的一把好手。
1938年，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医疗队来到了晋察冀军区的3分区。“白求恩刚进村和大家见面，就直接要求上战场，而我父亲当时是3分区政委，就互相认识了。”
白求恩来后没几天，村里就发生了“怪事”。一到晚上，就有“神灯”在山上山下飘移不停，“神灯”还不时来村里转悠。一经调查才发现，原来是白求恩为了工作方便，把煤油灯改造成了“三用灯”：手术时是手术灯，办公时是照明灯，晚上出诊时是手提灯。
“那时候还是有不少人比较迷信，真以为是神灯。”朱新春说道。
有次白求恩给一位下肢重伤的伤员做手术，当他小心翼翼地解开伤员的衣服，却发现伤员身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虱子，白求恩顿时怒不可遏：“伤员在战场上流了血，怎么还让寄生虫吸他的血？”
还有一次，白求恩正做手术，有一位大夫随口在手术室门口吐了口痰，白求恩见了，气得立马脸色铁青，用手拧着这位大夫的耳朵，拖着对方在地上转了整整一圈，吓得大夫跑到山上躲了一天，天黑后才偷偷溜回来。
“白求恩非常直接，毫不客气，但也足可见他对病人非常负责。伤病员因为天寒发不出汗时，他就会将自己的被子给伤员盖上。我父亲听说后，便专门去医院看他，还采纳了他提的很多改进医院工作的意见。”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的是，白求恩因给伤员做手术时被感染，1939年11月12日与世长辞。消息传出，军民皆悲痛万分。
“我父亲也很悲痛，但他想着，光悲痛不行，一定要把白求恩这个典型的英雄模范、国际主义战士给好好宣传出去，以此来激励我们全体根据地的军队和人民群众。”
汇报得到批准后，已经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朱良才，立即指示军区《抗敌三日刊》组织记者，采写白求恩的模范事迹，连续刊发专稿，使白求恩的事迹传遍中华大地。此时，正逢黄土岭战役之后，吃了败仗的日军发起了疯狂的报复。尽管形势危急，朱良才还是决心：白求恩的追悼会如期召开。
“五里地外的前线，日本鬼子正在进攻。就在敌人眼皮子底下，上千人参加了追悼会。特别隆重。我父亲致了悼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白求恩同志……竟不幸与我们永别了……失掉了一位忠勇严谨的工作者，在中国失掉了一位恳切真挚的同情我们的友人……悼词还被刊登在了《晋察冀日报》上。”
追悼会一结束，朱良才便组织人员按计划有序转移。并亲自带领人员，将白求恩的遗体秘密掩埋。等日军好不容易打过来时，已是空空如也。
而白求恩的革命英雄主义事迹，也在中华大地上经久流传……后来，毛泽东同志还专门写了文章：《纪念白求恩》，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也传遍全世界。
朱良才抓的又一个典型人物，便是“狼牙山五壮士”。
1941年9月，日军向河北省易县狼牙山地区发起扫荡，第1军分区1团7连6班的5名战士，担负了掩护人民群众转移的任务。
没损失一人一枪，就出色完成任务后，原本按命令应该安全归队的5名战士却犹豫了：我们要是撤了，日军如果再次追上来，男女老少都有的人民群众就危险了。不能撤！
于是，5名战士将敌人引诱到了狼牙山——三面绝地，一面陡坡，死路一条的顶峰棋盘坨。“面对生与死的抉择，他们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都放弃了生的希望，走向了狼牙山顶峰。”经过5个多小时激战，毙伤100多名日军后，5名战士已弹尽粮绝。子弹没了，便用石头阻击，最后，山顶的石头也扔光了，马宝玉、葛振林、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砸碎枪支，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毅然跳下了悬崖……
“爬上顶峰的30余名日军全都吓坏了，领头的小队长也被震撼了，当场下令全体将枪朝天，将子弹全部打光，再向5名战士的跳崖处行鞠躬礼。”朱新春说道，“更没想到的是，时隔65年后，当年的日军小队长，特地从日本飞来中国，跪倒在狼牙山上，向五壮士谢罪和忏悔，而此时的他，已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了。”
当5名战士的事迹报到军区后，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代主任的朱良才，立即敏锐地意识到：这正是运用先进典型，来进行党性教育和部队思想作风教育，进一步弘扬我党、我军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极好机遇。
慎重的他，立马派人赴实地调查。“当时他们找到了一个老道。在五壮士战斗的过程中，老道正藏在狼牙山对面的一座山的山洞里，把他们的行动看得一清二楚。”
跳崖时，有两人被挂在了树上，等日军一走，老道便赶忙叫人将二人救了上来，这两人便是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宋学义。
“有了目击者，两名当事人也存活了下来，我父亲一看完调查结果，便马上与聂荣臻共同签署了向‘狼牙山五壮士’学习的政治《训令》，同时在全区掀起了向五壮士学习的活动。”
长篇通讯《棋盘坨上的五个“神兵”》、话剧《狼牙山五壮士》、连环画《五壮士》等，也向根据地的军民全面铺开宣传、教育。
“现在虽然传开了，但过个十年二十年怎么办？我父亲心想，还得想个办法，一定要把五壮士的英雄事迹永久地保存下来。”于是，他立即给1分区政委罗元发打电话。
而后便有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由1分区政治委员罗元发亲自组织军民在海拔1700多米高的狼牙山上，给五壮士的树碑立传——狼牙山三烈士塔由此建成。
朱良才不仅在施工前亲自审定设计图纸，还专门为五壮士题词，刻在了塔座上：北岳狼牙耸，边疆血火红。捐躯全大节，断后竞奇功。畤昔农家子，今朝八路雄。五人三烈士，战史壮高风。
“狼牙山三烈士塔”建成后，当地军民三四百人赶来参加“揭幕式”。但没想到的是，日军听闻后，又气又恨，派炮兵将塔轰倒。当地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将刻有朱良才诗文的碑偷藏了起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重新捐了出来，并重新建了碑。
“后来好多人说，如果不是聂荣臻和朱良才签署狼牙山五壮士的政治训令，朱良才和罗元发亲自组织建塔，这个英雄事迹可能就保存不下来了”朱新春称，“短短三年内，晋察冀军区就出了三个‘狼牙山五壮士’，1941年、1942年、1943年，连续三年，一年一个。”
正如朱良才所愿，“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不仅永远地保留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内，还成了小学语文课本里的必修课，教育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2018年，《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又回到了小学语文课本之中。
刚正不阿
“这位同志我了解，是个好干部”
朱良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政委期间，正是“三反”“五反”和反“右”期间。“大胆的怀疑”成为盛行口号。朱良才却认为这是“左”的倾向，多次提醒同志头脑要冷静，防止“逼、供、信”。有人揭发军区组织部长林接标倒卖枪支，朱良才称：这位同志我了解，他有缺点，但不可能倒卖枪支。
后经调查，果无此事，这也在机关部队产生了很大影响，各级以此为戒，大大减少了冤假错案。
到了文革时期，和许多老领导一样，朱良才的处境很困难，被疏散到了广州从化温泉宾馆。同时被疏散至此的，还有朱德。
“朱老总那时是出了名的困难。管得非常严，不许串联，只能在住所里待着。外出散步也不能跟别人说话。原来的班子全给换掉，对他态度也不好。”朱新春讲述道。
曾任朱德第一任秘书的朱良才，非但没有避嫌，还专门跑到朱德住所，给朱德的司机、警卫员、服务人员开会。
“我父亲当时已经主动让位了，什么职务也没有，只是个休养员”，朱新春说，“他就给大家讲故事，讲朱毛的故事：‘没有朱就没有毛，这句话是谁说的？毛泽东。没有朱德，哪儿来的毛泽东？’”而他之所以敢说此话，只因他不仅是朱德的第一任秘书，同时也是毛泽东第一任“代职”秘书（因为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就两个首长和两个秘书。所以，谭政有事时，就由朱良才代职），对二人了解颇深。
朱新春专访视频
尾声
最后的告别
“还有一件事，父亲在世时，一直不让我向外界提及，但现在父亲已经不在了，我们也就可以讲了。”
1976年9月9日上午，朱良才正在石家庄养病，河北省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向他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全军立即进入一级战备。
“我父亲经历得多了，立即感觉不好，肯定有大事发生。”当天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送重要新闻：毛泽东同志逝世。
“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父亲当即就昏了过去，送到医院抢救，几个小时后才终于苏醒。”醒来的第一时间，朱良才便急着下床，他对时任河北省军区司令马辉说：“马上给我派飞机，我要回北京。”马辉一听便吓坏了：“老首长，您的身体不能坐飞机呀。朱良才只好作罢，等待第二天坐火车走。”
“那时候没高铁，从石家庄到北京，整整一天才能到。”
激动的朱良才一夜未眠，整晚都在滔滔不绝地向守在身边的医生、护士讲他和毛泽东的故事。第二天一到北京，便直接住进了301医院。
9月12日，朱良才来到人民大会堂，终于见到了毛泽东的遗体，“告别回来后父亲身体就不行了，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中央决定于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的追悼大会。朱良才对医生说：“就是死了，我也要去。”
但没想到的是，301医院党委决定：以朱良才的身体状态，不能去追悼会现场。军委同意了此意见。
9月18日那天，朱良才只能躺在病床上，流着眼泪听完了追悼会广播。“从那以后，父亲就再也起不来了，再也离不开医院了。顶多，只能坐着轮椅出去转一转。”
朱良才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就嘱咐家里人：“我走了以后，你们就把我安葬在井冈山上——我要回家，我要回到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培育过我的井冈山上。”
1989年2月22日，经历过无数腥风血雨，战胜过无数艰难险阻，为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一生的开国上将朱良才，又回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培育过他的井冈山上。
历史的长河缓缓流过，巍巍井冈山上，蕴藏着多少革命的丰功伟绩！而那浩浩荡荡的红色正气，依然经久不息地回荡在整个华夏大地的上空……
撰文：刘蓓
视觉：王学民
统筹：张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