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汉俊
尽管这一段时间，早有预感，一种不祥、难过、不舍、惋惜的情绪一直萦绕着我，但这一刻还是来了。12月15日凌晨3点40分，我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翻译家、散文家、出版家，我国法国文学研究领域泰斗级人物，为中国读者留下雨果、左拉、蒙田、卢梭、加缪、司汤达、巴尔扎克、罗曼·罗兰、莫泊桑、都德、梅里美、圣爱克·苏佩里等名字，第一个把萨特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来中国的中国学者，最后一部翻译作品是深受中国小读者喜爱的《小王子》的翻译家，甚至为自己最后一部作品起好了书名叫《麦场上的遗穗》的作者，自喻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的柳鸣九先生，在北京同仁医院，收住了他那纵驰中西文坛七十载、关爱老少读者几代人的目光，享年88岁。
柳先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用他自己的话说，“写的和译的有四五十种吧，编选的和主编的图书有500多册吧。”他家里的书房，堪称他一生成果的博览会。更重要的是，柳先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从他身上能看到一位中国作家对文学事业的无限追求，一位中国学者对学术研究的不懈坚持，一位传统文人的人文情怀、人文精神和文学使命、文化担当。走近柳鸣九先生，才知道什么叫皓首穷经、著作等身、心无旁骛，什么叫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什么叫寒窗不知苦、嚼字自觉甜，什么叫耐得住寂寞、守得住灵魂。
2022年12月14日中午时分，是我和柳先生交流的最后时刻，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的读秒阶段。疫情阻断了我对老人的探视，但这一段时间互动仍然频繁。在视频里，弥留之际的柳先生听到他家人说我的名字、听到我的声音了，竟然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动了动嘴，脸上有了生动。今年9月7日，我和社科院负责老干部工作的同志在做好严格防护工作的情况下去看他，已是风烛残年的他依然那么坚强、那么顽强、那么倔强，虽然口不能言，但对我的声音——应该是他生命最后时光里最熟悉的男声依然熟悉，每次听到，必有反应。我告诉老人家，您要坚强，等康复了，我来接您回家。他的家，是一座书城，那是他最感宁静、温馨的地方。他动弹起来，似乎在点头。
11月17日，由于护理不方便，家人希望能转一家离家近、家人能日夜陪伴的医院，我联系北京市和东城区的几位朋友，一听柳先生的名字大家都肃然起敬、热情帮忙，但都得稍等。终于，柳先生等不起了。所幸的是，最后一天，女儿、外孙女和我们守在他的身边，他的远行之舟是在亲人们的呼唤中离去的。
遵从柳先生的心愿，我们商量，拟将先生的骨灰一分为三，一份留在北京某处，一个碧波荡漾、绿意氤氲的潭边，那是他最喜欢的一处绿色，适合安顿身心；一份回到湖南家乡，那里是他梦想的起点，是他人生的归宿；一份送到美国，与儿子的骨灰在一起，儿子英年早逝，是他作为父亲永远的痛，生不能陪死相伴，但愿这多少能慰藉他痛苦半生的心灵。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声闻于天”。柳鸣九驾鹤西行，留声于世，温润众生。愿先生一路走好，在天堂，继续垒他的书城世界，只是，只是别再太累了……
萨特是一把钥匙，柳鸣九也是一把钥匙
作为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文学家之一的萨特没有想到，在他1980年4月15日逝世之后，他在西方略显寂寥的哲学思想，能在中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萨特走红中国，得感谢一位今年已84岁高龄的中国学者——毕生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翻译的大家柳鸣九先生。
被学界誉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
柳先生以独到而富有前瞻的眼光，看到萨特“存在主义”的哲学价值，看到萨特哲学在中国的社会价值。1980年，柳鸣九在中国学界颇有影响的《读书》杂志7月号发表《给萨特以历史地位》，他大声疾呼：“萨特是属于世界进步人类的”“我们不能拒绝萨特所留下来的这份精神遗产，这一份遗产应该为无产阶级所继承，也只能由无产阶级来继承，由无产阶级来科学地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这一呼声如石破天惊，让中国社会的目光投向了塞纳河畔的那位法国学者。
1981年，柳鸣九主编的《萨特研究》出版、1985年再版。“萨特”走红中国，是改革开放之后一个显著性的文化事件，对外文化交流中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现象，在中国社会的思想星空划出了一道绚彩。柳鸣九先生也因此被学界誉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
一把“法国钥匙”能打开千万把“中国锁”，是因为这把钥匙可以为人类所共有、对中国有启示。萨特的“自我选择”哲学是对个体意识的承认、尊重、强调，契合了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在个体精神和主体意识上的甦醒。遍地的“小确幸”“小浪漫”“小梦想”“小人设”，让中国社会充满生机。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和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如果没有个体意识的渐醒、个性特征的张扬、个人价值的实现，就不会有主人翁意识、主观能动性、人民主体地位、公民权益的被尊重，也不会有“我的青春我做主”“有体面的劳动、有尊严的生活”，更不会有“人民的梦”“中国梦”这些热词的涌现。没有个体的设计就没有社会的构想，没有个人的梦想就没有民族的梦想，没有个体意识的唤醒就没有国家精神的重构。
不仅是引荐者，还是质疑者、批评者
作为一个有先见、远见、深见的学者，柳鸣九在合适的时机做了一件有先见、远见、深见的事情，或者说，他只是一个推销法国“萨特牌”钥匙的中国代理。
但必须承认，柳鸣九对萨特的理解超过一般人。萨特是一把钥匙，柳鸣九也是一把钥匙，一把“中国式钥匙”，他让我们知道除了物欲、功利，还有一种存在叫“精神”；他让我们知道了要在生动实践和火热生活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完成人生的设计，不要当社会的旁观者、时代的冷漠者。
柳鸣九不仅是满腔热忱的引荐者，还是训练有素的质疑者、充满锐气的批评者。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日丹诺夫曾做过一个政治报告，认为欧美文化是“反动、腐朽和颓废”的，作品的主人公都是“骗子、流氓、色情狂和娼妓”。这种“日丹诺夫论断”长期以来主导着前苏联的文化领域，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对欧美文学的态度，如果不对之进行彻底批判，外国文学就很难走进中国，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就是一句空话。
经过数月的充分准备，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先生的支持下，柳鸣九于1979年在第一次全国外国文学规划会议上，做了一个长达五六个小时的长篇发言，题目就叫《西方现当代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他站在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的立场上，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日丹诺夫论断”发起猛烈批判，外国文学所随后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上组织起系列讨论，对柳鸣九的观点进行呼应，起到了打破坚冰、解放思想的作用。这一套“组合拳”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柳鸣九又是一位挑战者、拓荒者、清道夫、建树者。
为丰富社会的人文书架而作贡献
柳鸣九先生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国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享有最高学术称号“终身荣誉学部委员”，无疑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领军人物。他主持的许多工作、创造的许多成果具有开拓性、独创性和突破性意义。他研究雨果、左拉、蒙田、卢梭、加缪、司汤达、巴尔扎克、罗曼·罗兰、萨特等的文章，翻译雨果、莫泊桑、都德、梅里美、加缪、圣爱克·苏佩里等的作品，成为一个个文化标志，有的甚至产生了“现象级”影响。
柳鸣九有自己的文化理念，那就是“为丰富社会的人文书架而作贡献”。他坚信尽管这个世界芸芸众生利来利往、名来名去，但“人文书架”依然是国人“精神骨骼”的支撑；他笃信这个速朽的时代、速忘的时代、速食的时代，要拂却的是虚浮，能沉淀的是经典，仍然是一个需要经典、需要人文精神的时代。于是，他像一头辛勤的老黄牛，在文学创作、文学翻译、文艺理论、文学编著四大领域耕耘播种，既有“喜看稻菽千重浪”的欢欣，也成就了自己作为著作家、翻译家、研究家、编辑家的权威地位。
柳鸣九主编的《法国文学史》《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外国文学经典》丛书、《雨果文集》（20卷）等，翻译的《雨果文学论文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都德短篇小说选》、加缪的《局外人》等相继出版、再版，15卷本、600多万字的《柳鸣九文集》问世，各类独著、编著、译著达三四百种，各种文集、选本、丛刊、丛书门类繁多，堆起来，像山。书山字海、经典迭出，柳鸣九不是“著作等身”，而是著作“超”身了。每每有人以此恭维柳鸣九，这位谦逊、自信倔强的湖南人会说：“我是一个矮个子。”
拿起笔来是国王，放下笔来是草民
拿起笔来是国王，放下笔来是草民，这大概是柳鸣九的人生境界。柳鸣九思维活跃，像一架开启的全天候雷达，不停地转动、扫描、捕捉信号。他关心时局、关心社会、关心学界，有一颗匡时济世之心。他评价自己是“思想不规范，但言行不出格”，我认为他是“出格”但不“出轨”，像一个写毛笔字的小学生，偶尔把点横撇捺胳膊腿儿伸到米字格外面，是正常现象，但还是字正体端、棱角分明，不写错字。
柳鸣九有思想、有锋芒，敢于建树、敢于挑战，却不是一个争荣邀宠、贪功占利的人，当然他也很敏感而且很有尊严，傲骨铮铮，风骨凛凛，守护着自己的学术王国，守卫着自己的庄稼、收成，呵护着自己的秧苗、嫩芽，坚守着自己为人的准则、底线，不容藐视、践踏。
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轻骨头”决不是文化的本质，文化人的骨头最硬、最重。有风骨的文化是有力量的思想，文化的风骨保有着文化的本色。文人的价值在于文化的贡献，柳鸣九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典样本。
45—60度是他礼敬他人的常态
生活中的柳鸣九是一位闲淡隐逸之士，一个名利淡泊、与世无争、清静有为的谦谦君子、优雅名士，好用“阁下”尊称对方，用辞谦和讲究，平和中有智慧，平淡中有深意，令人回味和咀嚼。有一句公益广告词说得好，“30度，45度，60度，90度……这不是水的温度，是低头的角度”。柳鸣九不是能向任何人都鞠躬90度的人，甚至也不一定能弯到60度，但决不是微倾一下敷衍客套应付之人，45—60度是他礼敬他人的常态。
柳鸣九好用法国十七世纪思想家布莱兹·帕斯卡尔“会思想的芦苇”来自喻，脆弱却有自重。他喜不形于色，怒不表于言，从不蹈之舞之、张之狂之，遇到冒犯、轻薄，耄耋之年的他最大反抗和愤怒常常是：“再也不给你们写稿了”或者“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篇稿子”。在语言暴力泛滥的今天，这种“柳式反抗”显得多么苍白绵软而又文质彬彬，但有力量。
看重亲情，与保姆一家情同家人
柳鸣九十分看重亲情，曾用饱蘸情感的笔墨记述了作为一位父亲对儿子、一位祖父对孙女的爱恋深情。在文中他如过电影一般回放着儿子柳涤非从呱呱坠地到远赴美国求学创业、成家立业的过程，不无遗憾地讲述儿子十年未归、离多聚少的思念和牵挂，不无痛楚地倾诉了老年失子的心境，以及反复追忆远在美国的儿子留给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前来的急救车救护人员：“不要开灯，不要拉警报，我的女儿睡着了。”绵绵眷眷、凄凄切切的思念，白发老父笔悼黑发亲子，该是人间最悲苦的心境了，而柳鸣九一句写纪念文章“是为了给小孙女留一个她爸爸的记忆”，让人读到一位老人的内心强大与高尚，令人濡目。
儿子走了，为柳鸣九留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孙女，那是他内心深处的柳暗花明。2006年，由柳鸣九翻译的《小王子》出版，扉页上留下一行字：“为小孙女艾玛而译”，简洁却深情。10年后，《小王子》以新面目出现在读者视野，是老祖父柳鸣九翻译、小孙女柳一村插画的共同作品，老祖父特地写代序、作后记、附散文，穿靴戴帽，隆重包装，有满满的欣慰、淡淡的遗憾和闪闪的泪光，情透纸背，心在泪中。
柳鸣九有另外一个孙女，虽然没有血缘。她叫晶晶，是安徽保姆小慧夫妇的女儿。小慧在柳家服务了40年，无微不至地照顾柳鸣九先生和他的夫人、研究英美文学的学者朱虹先生，情同一家人。小慧在柳先生、朱老师家结婚，晶晶在柳家出生、成长，在柳先生帮助下在北京读书，在柳先生资助下赴美国的大学攻读生物医学专业。柳先生甚至留下遗嘱，百年之后将房子馈赠小慧一家。
淡泊的他心中有着万千丘壑、百态人生
每一次与柳先生会面，都是心灵的滋养。有的时候是我主动去探望，提前预约，不敢打乱了他的作息时间；有的时候是他打电话来约，问“阁下是否有空”。有一次我提前到了，先生见面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为没有来得及刮胡子而表示歉意。
先生鹤发童颜，一脸的儒雅、和善、慈祥，聊时政，讲文化，谈写作，说人事，思维迅敏而缜密；深居简出，粗茶淡饭，一切清清爽爽、简简单单、从从容容，是先生的生活常态；家徒四壁，唯有书墙，饰以小孙女的画作，一台电脑或闪现着字符或放着舒缓的轻音乐，如舒曼的《梦幻曲》等，是先生的生活场景。
柳先生除了吃饭、睡觉、散步，就是伏案读写，甘坐冷板凳，长年磨剑，笔耕不辍，在方块汉字和法文字母间垒砌文学的高楼和文化的桥梁，让我想起刘禹锡的《陋室铭》，想起鲁迅先生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柳先生甚至常常门窗不启、窗帘紧闭，像是生怕满屋的书香、才气、灵感从哪个门缝窗隙中溜走，自己却在上午时分溜进楼后的小院里，走几步。
先生的15卷本《柳鸣九文集》出版后，他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都亲笔写下一言相赠，且各不相同，如“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思想不规范、言行不出格的老朽一个”“伏尔泰曰：‘耕种你们自己的园地要紧’，我是此言的信奉者，执着与超脱、自律与自私，皆出于此”“以诚善为本，以礼义相待，致成忘年莫逆之交，柳老头生平一大幸事也”，等等，总共15句，既是人生感悟，更是勉励赐教。先生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一扇又一扇的门。
那年，陪先生于桃之夭夭的三月，在北京的明城墙根下晒太阳、过“桃花节”；偶尔，陪先生到国家大剧院、保利剧院听音乐；偶尔，陪先生在他家楼下的肥牛火锅城吃饭，给他一个买单的机会，他会点上一桌让你吃不完的菜然后让你吃不完兜着走；有时候他点名去崇文门国瑞城的“汉口码头”酒家，点吃湖南人、湖北人都喜爱的红烧甲鱼；有时候他在家铺满一桌马克西姆餐厅外卖的西点，或者外卖的红烧甲鱼。其实我知道，年事已高，血糖也高，牙齿稀松，吃不了两口的先生，只想看着我吃个痛快。
高贵者最寂寞，思想者最孤独。淡泊中的先生却并不寂寞孤独，他的心中有着万千丘壑、百态人生，他的笔下鲜活着那么多名人巨擘和灵动的思想，他的作品有成千上万的研究者、读者在研习。那次，陪先生在国家大剧院听音乐，后座一位中学生得知这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竟然就是课本中法国名著的翻译者，兴奋不已。那次，推着轮椅中的先生徜徉在西西弗书店，一位母亲带着孩子正在购买先生翻译的《小王子》，轮到先生兴奋不已了。
坐看云卷云舒，静听花开花谢，远观日出日落，近瞰潮起潮降，柳鸣九先生像那个遨游在七颗星球之间的“小王子”，既辛勤，又超越。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中，那位韩麦尔老师告诫他的学生们说，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钥匙”。
萨特是一把钥匙，柳鸣九也是一把钥匙。你需要或者不需要，它都在那儿。
（本文为应柳鸣九先生之约，刘汉俊为他的《友人对话录》一书而作的序，因版面篇幅所限，内容有删减。）
来源： 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