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廖伟棠
作家、诗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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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认为，美国堕胎法案的修订比俄乌冲突等事件更重要，更关乎人类的普遍权利。本届诺贝尔文学奖没有颁给一个乌克兰或者俄罗斯作家，也没有颁给被刺的鲁西迪或者某个伊朗作家，而是颁给了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不可能和她关注女性堕胎权以及身体自主的作品无关，尤其是去年被改编成电影《正发生》（Happening，港译《孕辱》）的小说《事件》（‘L’événement’，中译《记忆无非彻底看透一切》）。
安妮·埃尔诺和诺奖的心机
安妮·埃尔诺曾说：“写作是一种政治行为，让我们打开眼睛看见社会的不平等”。诺贝尔文学奖明言，颁奖给她便是昭示她巨大的勇气与敏锐的洞察力。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她小说里那些流水账一般的往事回忆录，只看到赤裸不回避的情欲解剖，我们便枉费了安妮·埃尔诺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心机了。
女性处境，尤其是西方上世纪60年代性解放前夕法国作为天主教国家压抑又充满矛盾的女性的性处境，是安妮·埃尔诺写作所关注的对象。性解放运动之后，她的小说《沉沦》用日记体记录“自己”从1987年至1990年间与驻巴黎的苏联外交官S的不伦恋。内容虚实莫辨，记录大量两人的亲密细节，她说：“这些文字跟光阴一样，拥有无法倒转的特性：它们本身代表的就是一个时代。”
但性解放运动、堕胎合法化之前的法国，在对待女性身体自主的保守程度和东欧等国无异。《正发生》所发生的时代是1960年代初期，距离法国通过堕胎合法化的韦依法案的1975年还有很长距离。小说的主角就是安妮本人，她直接、赤裸地记录了自己因为一次激情性爱（2020年，她修正自己的认知，在法国文化电台的节目中承认说：“你是对的，现在我有理由说那是强奸……我必须为我的同代人，2020年的同代人给它标上标签。那就是这个词。”）而意外怀孕，不得不冒险进行非法堕胎的事件。
文学的骄傲或社会的悲哀
黎巴嫩裔女导演奥黛丽·迪万改编的电影也承接了这种直接和赤裸，多次大尺度拍摄裸体和流产过程，大量贴身的近镜头让人对安妮的痛苦感同身受，同时更直观地强调了小说所呈现的样子：社会视意外怀孕女性为客体，绝大多数人觉得事不关己，“经手”的男生更是形同渣男，没有在安妮极其艰辛的三次尝试流产的冒险中帮上一点忙，只在乎安妮给予他朋友的印象。
虽然冒着坐牢甚至生命危险，安妮却必须独自决绝地捍卫自己的子宫自由，那也是捍卫女性在性别和阶级固化的社会中的自由。事实比肉体更赤裸，如果安妮不堕胎，她就只能放弃学业成为家庭主妇——她本来想通过师范毕业成为老师，而摆脱原生家庭因为身处更保守的外省、经营廉价咖啡店造就的阶级固化和父母之间的两性枷锁（这两点在安妮·埃尔诺写父亲的《位置》La Place，与写母亲的《一个女人》Une femme 都能得见）。
本来这会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但因为安妮的意志得以扭转（也有侥幸），最关键的是，安妮不但保住了学业，她更从这场绝望的抗争中意识到：她要写作，她这样告诉她的老师，没说出来的是“我要记下来女性所遭遇的恶”。后来当老师问她“病了吗”的时候，她的回答可以说是安妮作为作家写出的第一句金句：“我得了一种只会传染女性的疾病，这种病会把女人毫无差别地变成家庭主妇。”
《正发生》这个电影名字，也把1960年代的安妮和今时今日依然面临堕胎法案等外在于女权的权力压制的女性联系起来，它明白地提醒我们，这不是虚构也不是回忆录，而是当下的实录。安妮·埃尔诺的写作在当年就埋下了这个抗争的种子，现在依然需要强调，则不知道是文学的骄傲还是社会的悲哀。
是民族志学家还是小说家
回到文学奖本身，也能看出西方社会对文学定义的潜在转移，安妮·埃尔诺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文体是否是传统意义的小说，这没问题，但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个指引性奖项也不在乎的时候，我们就得讨论一下了。
安妮·埃尔诺说自己是“自我的民族志学家，不是小说家”，这个定义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为她的作品缺乏文学性开脱。在她最为流播的作品《悠悠岁月》（一个糟糕的中译名，英译是：The Years）里，她使用了所谓“无人称写作”的方式，把自己的回忆娓娓道来。不过翻译中压根看不出是无人称，而成了“我们”和“她”的交叉叙事，更加像一部战后民俗文化史随笔。
关于对记忆的写作，安妮·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中译本的序中说：“我会喜欢接触中国的记忆，不是在一切历史学家的著作里的记忆，而是真实的和不确定的、既是每个人唯一的又是与所有人分享的记忆，是他经历过的时代的痕迹。”这应该是她的基本出发点，但这也跟许多当代的个人口述历史没有太大差异。
回忆录是小说吗？即使在日本的私小说定义来看，安妮·埃尔诺的写作也不能称之为小说，那么我们又能否从“非虚构写作”的角度来衡量她的价值？“一名小说家的天职，就是讲述事实。”在这句话里，安妮·埃尔诺又承认自己是个小说家了，而也许因为信奉这点，她的写作很依赖照片，可是照片不等于事实，正如“非虚构”也未必等同于“纪实文学”一样。
安妮·埃尔诺作品在这方面的暧昧性既在大众读者层面形成了她的魅力所在（以至于她被视为法国“国民作家”），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她在文学意义上强度、深度并不足够。我敢说，今天依然落选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有数以百计的作家写得比安妮·埃尔诺更好，即使处理相似的女性议题，单单加拿大就有阿特伍德和安妮·卡森比她更具文学性。不能说安妮·埃尔诺占了社会议题的便宜，这算诺贝尔文学奖对社会议题介入的又一次主动出击，但也是它在主动放弃文学公信力路上走得更远的一步。
来源 | 晶报APP
编辑 | 陈建国 李一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