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月，中央派出以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为团长的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团到闽浙赣地区走访慰问。副秘书长阎宝航接到一个特殊请托，到井冈山地区找到一个叫石礼保的人及他23岁的儿子。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曾遭敌人多次烧杀，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已经不多，所幸石礼保在当地有些名气。慰问团中一位本地干部打听到了石礼保的消息，不过他们夫妇早已经被敌人杀害了。
石礼保确实有一个儿子叫石来发，如今也正好20多岁，正在家务农。慰问团找到石来发，告诉他：“我们受你母亲的请托来找你。”
石来发大吃一惊：“我母亲早已经不在了。”
慰问团告诉他：“那是你养母，你生母现在还活着，是个大首长。”
委托慰问团去找石礼保的人就是陶铸的妻子曾志，一年后她调任广州市委副书记，派人把石来发接到广州。一见面，在革命岁月里经历过各种坎坷都波澜不惊的曾志拉着石来发的手痛哭：“儿子，失散23年终于找到你了。”
众所周知，曾志与陶铸只有一个女儿叫陶斯亮，但为何她突然又多出一个儿子来呢？这要从曾志的革命生涯说起。
曾志（摄于1994年）
一次意外的婚姻曾志1911年出生于湖南宜章县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8岁就被送到省城长沙读书，1924年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当时正是大革命前夕，革命思潮风起云涌，湖南也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曾志受到了进步思想熏陶。一次她看到一些男青年背着行囊向南走，打听后得知他们是去报考黄埔军校。曾志从小的梦想就是参军当巾帼英雄，她很想随那些青年一起南下报考，遗憾的是黄埔军校并不招女学生。
1926年的一天，曾志无意间得知“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在招生。这是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人彭湃提议创建的一个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机构。最初设在广州，由毛泽东担任所长。教授的内容包括革命理论、如何开展农民运动、军事知识等。
得知可以学习军事知识，曾志决定报考，从此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时她才15岁，是学校最小的学员。起初讲习所共有10多名女学生，但因受不了艰苦训练，最终坚持下来的仅有曾志一人。由于思想进步，她被总队长赵伯诚发展成党员。
在学校曾志还认识了教务主任夏明震（夏明翰的弟弟），后来两人结为夫妻，但她在回忆录中说这次婚姻是一个意外。曾志从讲习所毕业后分配到农民协会工作，她办公和居住的地方也是湘南特委秘密开会的地方。
由于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一批土豪地主纠集反动武装扬言要攻打衡阳城，杀害工会、农会负责人，所以衡阳实施了宵禁。当时夏明震是湘南特委组织部长，一天他召回会议开得很晚。散会后住得近的都回去了，夏明震住得较远回不去，便在那里留宿了一晚。
不料，第二天便有人在背后议论纷纷，这让曾志感到非常屈辱。尽管夏明震多次解释，两人并没有发生任何超越同志关系的事情，但仍然无法消除流言蜚语。夏明震为了保护曾志的名誉便向她求婚，就这样两人进行了简单的婚礼成了夫妻。
不久，老蒋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反动军阀许克祥也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农会工作只能转入地下，夏明震调任郴州县委书记，曾志任秘书长。一次曾志回家，遭到思想顽固的父亲举报，幸好母亲开明，让她赶快逃走。
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智取宜章发动了“湘南起义”。由于群众基础好，“湘南起义”不到二十天便形成了全区性农民武装暴动局面，影响湘粤赣三省。各地纷纷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工农武装，曾志常常带着农民自卫军去打土豪分，开粮仓救济穷苦百姓。
夏家满门忠烈
第一个孩子送给了石大嫂湘南起义引起了敌人恐慌，不久便调集9个师8万余人从三面包围了湘南地区，此时一些曾被打击的土豪劣绅也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攻击苏维埃政府机关，夏明震等人在一个会场遭到反动分子攻击。
曾志在警卫排的保护下，死里逃生，她向上级报告请求派部队打回去。当工农革命军赶到现场时，眼前横尸遍野，惨不忍睹。曾志急疯了一般向人打听夏明震的下落，最后在一条河边找到他的遗体，他身上有十几处刀伤。
目睹眼前的惨状，曾志没有哭，因为不想让别人看到她的脆弱。她没有被吓倒，而是跟着部队上了井冈山，继续革命历程。
曾志跟随郴州第七师转移，当时蔡协民接替夏明震担任第七师政委。蔡协民曾参加过在广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培训，与毛泽东有师生之谊。后来他又参加过南昌起义，是革命早期的重要领导人。
在进军井冈山途中，国民党报纸刊登假消息称蔡协民的家人都被杀害。蔡协民得知后悲痛欲绝，他与曾志同病相怜，两个痛失亲人的人很快产生了感情，并结为夫妻。对于这段感情，曾志回忆说：
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当时形势那么恶劣，而我又成为年轻的寡妇，不想陷入是非……对夏明震，当然是刻骨铭心的， 但我想最好的纪念就是他永远留在心中。
在井冈山，尽管已经怀有7个月身孕，曾志仍挺着肚子和大家一起抬木头，修建了小井红军医院。她还参加过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与留守处的同事一起上山砍竹子，削竹签，护送伤兵，为前线送饭，敌人的疯狂进攻最终被红军战士击退。
1928年11月初，曾志生下一个儿子。但她当时仅17岁，不会喂养，加上战争环境恶劣，也没有条件带这个孩子。曾志正发愁，王佐部队的副连长石礼保的妻子来看她。大嫂得知曾志的难处，又看着孩子很可爱就说：“把孩子送给我吧。”
原来她与石连长三年前生过一个孩子，但不幸夭折了，现在正想要一个孩子。而且她家嫂子也刚刚生了孩子，可以让嫂子一道喂养孩子。这毕竟是身上一块肉，哪个母亲愿意送走自己的孩子呢，但条件所迫，曾志只能含着眼泪就让她领走出生仅26天的孩子。
这个孩子后来取名石来发，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男子。后来井冈山部队转移，石连长留在当地打游击，但不幸的是他们夫妇都被敌人杀害。石来发只能跟着外婆生活，后来外婆眼睛瞎了，两人只能去乞讨，过得异常凄苦。石来发在解放后分到了田地，并娶妻生子。
蔡协民
为筹集经费忍痛放弃第二个孩子曾志因为参加革命被迫放弃的孩子不止一个。1929年初，湘赣两省国民党调集3万余人，兵分5路进攻井冈山。此时井冈山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红4军前委决定由毛泽东、朱德率主力出击赣南，通过外线作战使敌军回援，从而打破“会剿”。
正在后方总医院工作的曾志收到毛泽东写的一张条子，要她立即交接工作，随大部队一起出发。原来前委成立了一个工农运动委员会，以便在行军沿途做群众工作。而曾志有群众工作经验，伍若兰便推荐她担任妇女组组长。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一路遭到敌人追击，屡次陷入绝境。为摆脱敌人，部队不停赶路，经常每日行军达90里以上，大家都非常疲惫，有时候停下来站着都会睡着。由于沿途缺乏粮食，有的战士饿晕倒了便再也没有起来。
曾志身材虽然娇小，但意志却一点也不输男战士。尽管脑袋已经昏昏沉沉，她两条腿仍不由自主地跟着部队向前移动。
1929年2月9日，红四军在江西瑞金北部的大柏地，将尾追冒进的敌军15旅击溃。这是从井冈山下来后的首次胜仗，也使红军在赣南站稳了脚跟。随后红军在赣南、闽西开辟了根据地，这两块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中央苏区。
1930年6月，蔡协民与曾志被派往福建从事地下工作，当时这里仍是白区，福建省委准备组织厦门暴动，决定抽调干部加强城市工作。
这一年的11月，曾志在福州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小名铁牛。在生孩子之前曾志就写信给母亲求助，母亲寄来40块银元作为路费让她一定要把孩子送回老家。两个月后，曾志与蔡协民调回厦门担任市委秘书长。
曾志本打算到厦门后再请假把孩子送回老家，但厦门的情况让她无比担忧。当时党组织极度困难，由于急缺经费，许多战斗都在挨饿，受伤的战友一时也难以安置。曾志绞尽脑汁想要帮助组织渡过难关，后来得知一位医生由于没有生育想收养一个，并且愿意捐出100大洋。
曾志和蔡协民犹豫了很久，最终决定忍痛把孩子送给医生，对于她来说没有什么比信仰更重要。她在回忆录中说：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但遗憾的是，这个孩子没多久就因感染天花和麻疹而夭折了。
红四军进入闽西绘画
与蔡协民分手因为孩子被送走以及地下工作遭遇失败，蔡协民变得有些消沉，常常借酒消愁，这让他与曾志之间积累的矛盾渐渐爆发。尽管两人是自由结合，但性格上并不太协调。
蔡协民比曾志大11岁，性格温和有余而刚毅不足。他总是像对待小妹妹一样爱护曾志，但平时也管得太严。曾志作为一名革命女性，性格独立有主见，她需要有自己的空间，渴望开辟自己的事业。所以，两人在一起总是磕磕绊绊。
后来蔡协民和曾志遭到不公正处理，被免去了职务。蔡协民想去上海，找中央申诉。但曾志认为，中央不了解情况，去了也没用。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对我们比较了解，只要改正错误还能获得信任。
两人固执己见，最终决定一个去上海，一个去福州。临别前，曾志提出了分手，两人的夫妻关系实际上也已经结束。
在福州，曾志因为表现好被撤销了处分，担任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曾志与陶铸、陈之枢与另外一个女同志假装成夫妻开展地下工作。
1933年初，穷困潦倒的蔡协民突然回到福州。但当时上级刚刚发了批判蔡协民的通知，蔡协民没有组织介绍信，按照规定是不能与其接头的。尽管已经分手，但感情不可能说没就没了，曾志决定去见蔡协民。
蔡协民因无法与组织接头，既无经费，也没有同志搭理，内心非常凄苦，曾一度流落接头，后来在街上碰到一位家乡的老同学给了他10块大洋。曾志勉励他从头做起，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
临别前，蔡协民递给她一块布料，说是买了船票后剩下的一点钱买的。一向坚强的曾志感受到了蔡协民对她的感情，不禁鼻子一酸，落下泪来。但破镜难圆，两人最终未能挽回。
1934年，蔡协民在厦门工作时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他在监狱中受尽各种折磨却始终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
曾志与小儿子曾春华一家
与陶铸相濡以沫曾志与蔡协民分开后，对陶铸的感情却越来越深。相比于过去的感情，她与陶铸的感情来得更真实和深刻，两人惺惺相惜，彼此尊重。曾志说：“他不在我身边时，我就会想他，如果他出门迟迟未归，我便坐立不安，担心他出事。”
1932年2月，曾志生下第三个孩子，尽管不是陶铸的骨肉，但他还是无微不至地照顾母子两人。由于缺钱，陶铸还把身上唯一值钱的毛毡当了3块大洋。当时革命斗争形势仍然很恶劣，加上曾志身体不好，这个孩子出生13天后还是无奈送给了当地一个盐商。
1933年3月，陶铸被调往上海，但不久就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直到抗战爆发后才被组织营救出狱。曾志忍受着分离的折磨，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在福州参加地下工作。
期间她受到过组织的不公正处理，也经历过数次死里逃生，后来还因陈之枢被捕后叛变导致各级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而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但曾志的信念始终未曾动摇，她辗转到汕头、广州、上海寻找党组织，期间进过工厂做工，当过小学教员。苦熬了两年之后，遇到了曾担任北平市委书记的萧明，最终与北方局建立联系。
1937年7月，曾志奉命离开上海前往延安。途中她经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才得知陶铸正在武昌。久别重逢，两人百感交集。钱瑛开玩笑说：“曾志来了，看把陶铸高兴的，全身的汗毛都飞来啦！”
随后曾志申请留在武汉工作，与陶铸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但曾志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他们约法三章：独立自主，相互支持，胜利相会。
后来武汉沦陷，陶铸决定到鄂中大洪山去开辟抗日根据地，曾志则决定到鄂西开创自己的工作。夫妻两人走上了不同的战场，战争岁月里他们聚少分多，但心却始终牵挂着对方。夫妻两人遭受过许多磨难，但始终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曾志与丈夫陶铸和女儿陶斯亮
终于找回了两个孩子全国解放后，曾志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国家建设上，根本没有时间去江西寻找自己的孩子。她只能拜托时任福建省副省长方毅帮助寻找孩子。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在1950年找到小儿子曾春华。春华当时已经17岁，但个头还没10岁孩子高，而且是个跛子。
孩子流着泪向曾志讲述了他悲苦的童年。他4岁时患上了淋巴腺结核，全身淋巴溃烂，又臭又脏，惹得养母嫌弃。十四五岁时才由福州教会医院免费为他做了手术，去掉了两根肋骨，切除了一个肾。命是保住了，但腿却跛了。
这个孩子很小就帮家里干活，没上过一天学。曾志把他接到身边后才让他去念书，孩子身残志坚，读书很用功，后来被分配到东北一家军工厂工作。
1951年，曾春华得知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团将到江西慰问，又拜托阎宝航为自己找孩子。碰巧慰问团里有一位井冈山人，他认识石礼保，才找到了石来发。
石来发后来被送到广州住了20多天，原本想请母亲帮安排一个工作，但曾志让他回井冈山去。她说：“你是井冈山人民在艰苦岁月里养育成人的，革命前辈的遗志还需要你继承，井冈山的革命传统需要你们发扬光大。”
尽管对母亲的决定不太理解，但石来发最终还是回到老家，当了一辈子的护林员。后来曾志官至中组部副部长，安排一个工作对于她来说就是一句话的事，但她从未以权谋私。
曾志并非不爱自己的子女，她说：“爱儿女是父母的天性，但是，一个共产党员，首先爱的应该是亿万劳动人民。爱自己的儿女，要服从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为革命付出越多的人，越珍惜来之不易的成果。当初曾不顾一切参加革命是为了解放穷苦百姓，而不是为家人谋私利益。为儿子安排工作，这有悖于她的初心，也有违组织原则。
曾志与石来发一家
曾志的三段婚姻和三个孩子，是坎坷革命历程的一个缩影。央视一位记者曾这样评价曾志：
如果只把她看成是一个战绩辉煌，功成名就的革命者，那其实远没有读懂她；在战火纷飞的硝烟中，她还是一个爱得深沉的女人，一个爱得悲壮的母亲。
从爱情到亲情，我们从中读懂，一个伟大的女革命家为了革命付出了多么惨重的牺牲。尽管历经磨难，但她对自己的信仰不曾有丝毫褪色，对革命的热情也不曾有丝毫丧失。曾志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事业，树立了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精神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