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9日，华北大地春寒料峭，瑟瑟寒风呼啸着。

这一天，年仅63岁的开国将军李克农因病逝世。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无疑是个万分悲痛的噩耗：

这位开国上将曾经为新中国成立立下了赫赫功勋，却在国家刚刚取得久违的和平时，不幸早逝。

令人颇为震惊的是，他实际上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开过一枪。

作为“特工之王”，他潜藏在隐秘的角落，曾屡屡破获敌人机密情报，挽救危难之中的中共领导人和中共中央。

因为情报工作的隐秘性，他不得不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让外界认为李克农有一种莫名的神秘感，他的猝然离世更是蒙上了层层迷雾。

自他逝世后，他的死因就一直众说纷纭，其中不乏各种荒诞传闻。

美国坊间甚至流传着他是在朝鲜战争期间，被美国间谍下毒致死的。

诸如此类的传闻根本经不起推敲，然而国内外流言蜚语依旧不断。

最终，李克农将军的三子李伦不得不出面回应，以正视听。

李克农将军去世后，为何有很多关于他死因的流言传出？他的真正死因是什么？

一、隐秘战线的特工之王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公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革命人士。

整个中华大地，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云下。

此前在北京《通俗周刊》工作的李克农，因为张勋复辟而不得不返回老家芜湖。

在家乡的这几年，他受革命先进思想的影响，参与领导多次学生运动，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同年4月18日，白色恐怖已经波及到了安徽芜湖，当地的国民党右派正在秘密策划抓捕当地的革命分子。

这一情报恰好落到了李克农的手上。

危急时刻，他没有丝毫迟疑，想方设法将此情报传递给了上级党组织。

得知这一消息，中共芜湖特支立即组织当地的同志们紧急转移。

当国民党特务满心欢喜地赶到时，党组织驻地早已人去楼空。

正是由于李克农提前获得情报，才使得党组织免遭破坏。

这是李克农第一次从敌人那里获得情报，也是第一次在敌人的严密搜查下将情报传递出去。

这次经历让，他对情报搜集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而组织也看出了他在这方面的潜力——心思缜密、遇事沉着冷静。

两年之后，李克农受组织委派，考入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局长是著名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

（特务头子徐恩曾）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阴云一直未消散，各地党组织始终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此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情报机构，以加强党的政治保卫工作。

自此，中央特科应运而生。刚刚设法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李克农，便是其中一员。

与他一起并肩战斗的还有其他两位同志：钱壮飞和胡底。

他们悄悄活跃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然而，一向谨慎机敏的特务头子徐恩曾，却对此一无所知。

他一直为自己能够拥有三名得力干将而感到得意，并将他们视为左膀右臂，幻想着通过他们一举捣毁中共中央，好在蒋委员长那邀功请赏。

直到1931年，徐恩曾才如梦方醒：原来自己一直倚重的股肱心膂，竟然是共党分子。

（“龙潭三杰”）

同年4月24日，负责中央特科与交通局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奉中央之命护送张国焘前往汉口。

但是完成任务后，他却没有遵照周恩来的嘱托立即返回上海，而是在汉口新演艺广场重操旧业，表演起了魔术，最终被叛徒认出。

顾顺章被捕后，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叛变。

急于邀功请赏的国民党特务头目何成浚，立即于当晚给南京的领导徐恩曾连发六封电报。

而此时的徐恩曾正在上海活色生香，只有钱壮飞在“坚守”岗位。

钱壮飞自知此事非同小可，不然汉口方面也不会连发六封电报。

破译之后，电报的内容果然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冷静下来的钱壮飞迅速将情报交给女婿刘杞夫，嘱咐他将此情报交到上海李克农手中。

在此危机时刻，李克农知道时间就是一切，容不得半点迟疑，必须马上交到周恩来手里。

然而，当时的他与负责接头的陈赓是单线联系。平日里有固定的见面日期，通常情况下不会改变。

（顾顺章）

因为那一天并不是约定见面的日子，所以他即使去接头地点也不可能见到陈赓。

但是，李克农这关乎中共中央的生死存亡，所以必须想法设法将情报传递出去。

危急关头，李克农不得不启用紧急备用联络站。

他通过江苏省委找到了陈赓，这份情报得以顺利交到周恩来和党中央那里。

周恩来立即组织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要人员，向安全地带转移，并通知各地下组织暂时隐蔽起来。

从钱壮飞获悉顾顺章被捕叛变，到党中央机要人员全部转移，仅仅用了不到两天时间。

等陈立夫带领大量特务军警，按照顾顺章提供的地址展开搜捕时，一无所获。

在我党的百年风雨历程中，出现了很多叛徒，但是顾顺章的叛变却差点给中共中央带来灭顶之灾。

这一次党中央和周恩来之所以能幸运逃脱，李克农等情报人员功不可没。

此时，李克农已经暴露了。

恼羞成怒的徐恩曾派出大量的特务，秘密抓捕甚至是暗杀他。

好在这些暗杀均没有成功。在此期间，一副书生长相的李克农，还多次涉险戏耍特务。

一次，他看见有一辆黄包车停在家门口，车夫贼眉鼠眼地四处张望。

他知道，这一定是负责盯梢的特务扮装的。

令人惊讶的是，李克农非但不马上转移，而是直接坐上了车。

他随意给车夫一个比较远的地址，并且专挑难走的路。

这些特务扮装的车夫平日里好吃懒做，根本没有那份体力。这样一趟路下来，累得叫苦连天。

还有一次，他到饭馆里吃饭，服务生干活时一直东张西望。

凭借多年的经验，李克农一下就识破了对方的特务身份。

他镇定自若地坐下来，点了几样菜，临走时还故意写几张字条扔掉。

特务还以为是中共情报，便根据纸上的地址满城乱窜。

后来，在组织的安排下，李克农经中央红色交通线秘密转移到了中央苏区，后跟随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

（陕北时期的李克农）

当时，他主要负责与张学良部的秘密联络工作。

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他曾多次前往东北军驻地西安，与张学良见面“密谈”。

在双方达成秘密协议后，建立了西安与保安之间的联络电台。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派出数十万国民党大军，企图将在陕北立足未稳的红军和中共一网打尽。

陕北地区，被实施了严密的军事封锁及新闻封锁。

李克农与在东北军负责统战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通力合作，1936年开辟了一条由“瓦窑堡—肤施—甘泉—洛川—西安”的地下秘密交通线，加强了苏区与外界的联系。

当年6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抵达西安。

在李克农的帮助下，他乘坐东北军的军用卡车，经由洛川、肤施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

（埃德加·斯诺）

在斯诺后来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就提到了李克农将军在隐秘战线的传奇经历。

二、儿子眼中的神秘父亲

在李伦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觉得父亲很神秘。一直以来，他都不知道父亲从事的职业，只为他的行踪感到奇怪。

这种奇怪始终在他的记忆里，直到长大后，他才知道了父亲的过往。

对于孩提时代在上海的那段时光，他记忆最深的便是频繁搬家。

父亲每次都是突然提出要搬家。在父亲的安排下，小小年纪的他和父母辗转于上海各地。

每搬一次家，父亲就要跟母亲和他们哥俩耳提面命一番。

意思大致都一样：遇到陌生人搭讪，要按照父亲交代的说辞回答。

他不知道父亲此举所谓何意，只知道遇到陌生人询问要说假名字。

在他的印象里，父亲经常会不辞而别、神秘失踪。

他问母亲，母亲只是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一般而言，李克农消失一段时间后，总会再回家。

（李克农一家）

可是有一次，情况却很特别。

一连几个月，父亲都没有回家，连母亲都紧张了起来。

当时的李伦只有三岁，已经能感觉到整个家里的气氛跟往常不一样。

母亲总是忧心忡忡、满脸愁容，还时不时地到门口张望。

对于当时的情况，父亲一直讳莫如深，因此李伦毫不知情。

直到父亲去世后，他才从相关史料中得知:父亲的失踪与1930年顾顺章被捕叛变有关。

一直以来，李伦早已习惯了不跟兄弟姐妹们谈及父亲的事情。

即使他们充满好奇,也会保持缄默。

一来是父亲对他们家教很严格，不让他们过问；二来他们隐约能感觉到父亲的工作很神秘。

父亲从来不跟他们讲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们也不敢问、不敢谈。

（年轻时候的李伦）

从学生时代到参加工作以后，他们都从来不和别人提及自己的父亲。

要是有人问起来，他们会想办法回避。

小时候，李伦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每次父亲神秘失踪数日后突然回家，给他带回一个新书包或者是几支铅笔。

再长大一点，他经常从大人们口中听到“围剿”、“转移”之类的词。

后来听说红军去了西北，他不知道西北在哪，只觉得是个很远的地方。

（李克农与家人）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掀起了又一次反共高潮，李伦此时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担任见习报务员。

在父亲的安排下，他跟随曾宪植等同志借道重庆，抵达延安。

初到延安，他随父母居住在中组部招待所。

一次，父亲跟毛主席、朱德汇报完工作后，毛主席提出要请他们一家人吃饭，地点在杨家岭他住得窑洞里。

李伦对此印象极为深刻。

（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旧照）

他记得毛主席住得窑洞陈设十分简单。

正中间是一张破旧的方桌，四周各摆着一张长条凳，靠墙的位置摆着一张沙发。说是沙发，其实是从卡车上拆下来的旧座椅，下面用木头撑着。吃饭用的碗是部队行军时用的旧搪瓷饭盒。

毛主席身材十分高大，面容慈祥。穿得衣服已经很久了，膝盖上还打了补丁。

吃饭的时候，气氛十分轻松，大家都有说有笑的。

当年，李克农奉命东渡黄河与张学良展开谈判，回来后向毛主席汇报谈判情况时，毛主席就曾当面表扬他，说他“单枪匹马，干得很好”。

时隔数年后再次见面，毛主席依旧对李克农赞不绝口，看得出来他也很喜欢李伦和姐姐李冰。

席间，毛主席突然问李冰：“你知道你爸爸干什么的吗？”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呗！”李冰不假思索地回答。

（李克农一家在延安的合影）

毛泽东听完后，哈哈大笑：“错了！错了！你爸爸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我们共产党的特务！”

听了毛主席的话，李伦和姐姐四目相对，他们不太明白毛主席的意思。

他们只知道国民党特务是坏蛋，爸爸怎么可能跟他们一样。

三、朝鲜战场积劳成疾

李伦清楚记得，1957年2月，北京的天气还很冷，父亲的哮喘病又犯了。

一天中午，他吃完饭后，照常要回办公室。

在去办公室的路上，他咳嗽不止。上办公室的台阶的时候，已经咳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想扶着旁边的椅子休息一下，却没扶住，一下就摔倒了。头朝下，磕到了台阶上……

（建国初期李克农登上天安门城楼）

经过专家的抢救，人脱离了危险，但是脑子却不行了。

李克农不能说话了，记性也差了很多，身体大不如前，只能在家休养。

李克农2月9日上午住进医院，晚上便去世了。

当时讣告上说的是脑溢血，其实是脑软化。

据李伦后来回忆，说他的父亲当时脑子已成糊状。

其实，李克农一直以来身体就不是很好。新中国建立伊始，李克农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

尤其是在朝鲜与美方谈判的那两年，身体更是每况愈下。

他一直在强撑着病体工作，被哮喘病严重困扰。

到了严寒时节，更加严重。当时国内医疗条件还不完善，所以中央让他到苏联治疗。

（李克农夫妇）

朝鲜战争爆发后，身在苏联的李克农一直关注着朝鲜半岛局势。当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保家卫国。

这时候深受疾病困扰的李克农，说什么也不愿意待在医院治疗了，非要回国。

他想亲自指挥情报机关，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摸清“联合国军”的部署。

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少牺牲一些战士，多几分获胜的把握。

刚刚回到国内，李克农便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了。

志愿军入朝之后，节节取胜，狠狠地教训了狂妄的美军一番。

这时候，美国人意识到除了武力之外，似乎可以使用“谈判”的方式解决此事。

这时候李克农已经意识到，一旦双方展开谈判，势必就需要自己亲赴前线。

果然，如他所料，毛泽东于1951年6月在中南海接见了他，直截了当地说：“我点了你的将。”

而李克农也没有片刻犹豫，回答：“我马上准备出发！”

但回到家中，他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冲动了。

北朝鲜气候恶劣，以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能支撑谈判吗？

（李克农、彭德怀在朝鲜）

但是一想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同样一直在带病工作，所以他毅然决定前往。

进入朝鲜后，按照中央的指示，邓华负责在一线谈判，乔冠华负责二线谈判，而李克农则统揽全局。

当时朝鲜局势极其复杂，除了南北朝鲜领土之争外，更有美苏两国之间的博弈，还有东西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冲突。

所以，这场谈判注定将会异常艰难。

李克农的工作非常繁重，每天他都要审阅各种资料，然后跟工作人员讨论谈判方案。

负责在一线谈判的邓华，每天发回很多当天谈判的实况，由李克农整理后，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并提前预判下一步可能遭遇的困境等。

然后，再上报至国内的毛主席和前线的彭德怀，由他们审核。

每次等到他们的回复时，已经是次日拂晓了，接下来又是忙碌的一天。

在此期间，他拿起桌上的一封电报。

电报中说，他的父亲逝世了。

此时正处于谈判的关键时期。他不想让私事影响工作，便偷偷将电报藏了起来，没有告诉任何人。

（李克农在朝鲜）

等他忙完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他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回房间，朝着故乡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李克农每天都要在昏暗的灯光下，阅读一大摞文件。

长此以往，他的视力越来越差。

坐在办公桌前，他需要趴得很低才能看清楚文件上的字儿。

弯腰的时候，胸口就会受到桌边的挤压。

时间久了，他的哮喘病越来越严重了，每一次呼吸都变得异常艰难。

每当胸口不舒服的时候，他就拿着文件挪步到院子里，借着外面的光亮边走边看，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后，肺部就舒服很多了。

当时，有很多文件都需要他本人签字，他不得不每天夜里伏案工作到很晚。

入朝不到三个月，李克农的胳膊就开始不由自主地抖动，经常会在签字的时候因胳膊抖动而把笔掉落在地。

（李克农、乔冠华、邓华等人在朝鲜合影）

为了不影响工作，他每天都大把大把地吃药。有时候实在疼痛难忍，他才会小睡一会儿。

到了冬天，更是难熬。朝鲜的冬天比北京要寒冷许多，李克农的哮喘加重了很多。

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他因为太累而晕倒了。

毛主席知道此事后，立即发去电报让他回国，换伍修权前去谈判，但是被李克农拒绝了。

伍修权来到朝鲜后，见李克农的病情已经恶化的很厉害了，便提出要李克农回国接受治疗，谈判的工作交给自己。

但是李克农却坚定地说：“临阵不换将！”

直到1953年7月27日，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才缓缓落下帷幕。

而此时李克农的身体已油尽灯枯。回到国内后，他立马住进了医院。

但是想要再挽回健康，已经晚了太久……

（1953年李克农、邓华在板门店合影）

直到1957年2月的那次不小心摔倒，使他原本脆弱的身体更加雪上加霜……

编辑：xi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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