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史公的自我期许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1]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人的作品。[2]《史记》不是一部合乎今日标准的“历史书”，虽然它在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史料，但太史公写作《史记》的目的不是叙述历史。《史记》“述往事”，是为了“思来者”，追寻某种意义，“述往事”是“思来者”的手段，也是载体。一如司马迁在《自序》中引用董仲舒所说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表面上只是述“行事”，而孔子所作“空言”恰在其中。太史公的思想和主张（作），也蕴涵在《史记》对古今史事的叙述中（述）。

从司马谈到司马迁，都有一种“述作”的使命感。《自序》司马谈临终前执迁手而泣曰：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司马谈认为周公的伟大在于歌颂前人功德，孔子的伟大亦在于编修以旧闻为载体的“六经”。

司马迁当仁不让，自诩为继承周公、孔子的人：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而司马迁继承孔子的方式，是希望通过写作《太史公》书来继承孔子所作《春秋》，孔子编修的“六经”是其重要依据。可以说，继《春秋》，是太史公的自我期许。

就像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一样，司马迁也矢口否认自己要“作”一部类似《春秋》的书，称自己只是“述故事”，“非所谓作也”。然而实际上，《史记》全书引用和比附《春秋》之处比比皆是，[3]何况《自序》下文立即自道《太史公》书记事的起讫：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麟止”正是比附《春秋》绝笔。

有趣的是，对于《史记》记事的上限，司马迁为何不效法他认为是孔子所编籑的《尚书》，始自“陶唐”，[4]而一定要“自黄帝始”？这是我们阅读《五帝本纪》时，需要始终思索的问题。

二、五帝人选的取材

《史记》的篇目次序往往有一番用意。太史公把《五帝本纪》置于首篇，把黄帝冠于五帝之首，其中的深意值得发掘。从其所“述”发掘其所“作”，是一件困难的事。必须兼具“好学”、“深思”的品质，若“寡闻”、“浅见”则不得“心知其意”。[5]要理解太史公，必须好学博闻，掌握比《史记》更丰富的信息。本文正是通过史源学的方法，意即分析《史记》面对丰富而芜杂的“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材料），[6]作了怎样的取舍和裁断（取、裁），从而发掘太史公的思想和主张（作）。

《五帝本纪》中的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这一组五帝人选，在太史公的时代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比如收入《礼记》的《月令》，所载五帝是太昊（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昊（挚）和颛顼，《系辞》记载的五位上古圣王是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太史公为什么不选择《月令》或《系辞》的五帝版本，而选定了目前这一组五帝，他的文献依据是什么？

太史公在《五帝本纪》赞语中，对史源有明确表述：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太史公指出除《尚书》以外，《五帝德》和《帝系》是《五帝本纪》最重要的史源。至于为什么相信后来收入《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和《帝系》，太史公给出的理由有三：第一，认为这两篇文献是孔子所传。第二，实地考察相传为黄帝、尧、舜活动的区域，与这两篇文献有相合之处。第三，可与《左传》、《国语》相发明。

《史记》五帝取材于《五帝德》和《帝系》，然而太史公给出的解释并不能解决我们对于五帝人选的疑惑。如果说《五帝德》、《帝系》与孔子有关，虽然这并非儒家的共识（“儒者或不传”），可是太史公同样认为《系辞》与孔子有关，[7]为何不取《系辞》五帝？此其一。太史公实地考察了黄帝、尧、舜的遗迹，为什么不考察颛顼和帝喾的遗迹？[8]而《史记》五帝人选的特殊之处，除了以黄帝为始，主要就在于颛顼和帝喾，黄帝、尧、舜作为五帝则争议不大。此其二。《史记》五帝并非《五帝德》和《帝系》专有，先秦文献如《国语·鲁语下》、《吕氏春秋·尊师》、《管子·封禅》也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并举，[9]唐人所见《世本》五帝原亦如此，[10]太史公为何重点谈《五帝德》、《帝系》，《国语》只处于从属地位，且未及《世本》、《管子》？此其三。[11]由此我们认为，太史公看重《五帝德》和《帝系》，不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更可信的五帝人选，而是因为它们赋予了五帝某些特质。

三、对《帝系》的吸收

与《月令》、《系辞》、《吕氏春秋·尊师》等文献中的五帝相比，《五帝德》、《帝系》最明显的特点是，以黄帝为始。更重要的是，在《五帝德》尤其是《帝系》中，五帝中的后四帝，乃至夏、商、周三代的始祖禹、契和后稷，全是黄帝的子孙。

建构远古帝王之间的血缘关系，并不是《五帝德》和《帝系》的独创。比如《国语·晋语四》即谈到“昔少典取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但是《五帝德》尤其是《帝系》，首次建构了一整套由五帝至三代的血缘谱系，使五帝同源，三代一系，皆出于黄帝。比如舜的出身，《孟子》只说“舜发于畎亩之中”，本来是匹夫，父亲是瞽叟，并未指出瞽叟以上的血统。而《帝系》把舜的血统清清楚楚地追溯到颛顼乃至黄帝。《史记》全盘吸收了这套尚未成为共识的血缘系统，记载于《五帝》和《夏》、《殷》、《周本纪》及《三代世表》等篇，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两千年的文明认同。尤其是作为十表之首的《三代世表》，所以将五帝、三代帝系集于一表，并巧妙地采用“旁行斜上”的体裁，正是出于对这一谱系的完整呈现。[12]

为了维护这一血缘谱系，《史记》对它可能引起的质疑加以解释甚至弥缝，在此聊举三处。帝喾是颛顼的侄子，何以继颛顼之后为帝，《五帝本纪》解释说帝喾的父祖玄嚣、蟜极“皆不得在位”。此其一。对于舜的出身，《五帝本纪》解释说舜的祖先从颛顼之子穷蝉以下，“皆微为庶人”。此其二。同为帝喾之子，尧何以成为五帝之一，而挚不列入五帝。《五帝本纪》说：

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挚是尧的哥哥，理应继立为帝，[13]此处却说他“代立”。“代立”一词在《史记》中多次出现，我们把它视为一种太史公“书法”，在这里指挚作为帝是“不善”的，[14]不称其位，所以不能列入五帝。此其三。反观前两处“不得在位”和“微为庶人”，措辞也是有微意的。前者暗示帝喾有“在位”的合理性，后者告诉我们舜这一支早已是匹夫了，因而用语有别。我们认为以上三处细节，都是太史公对《帝系》五帝、三代血缘系统的辩护，而未必有史料上的依据。

《史记》坚持这一套宏大的血缘谱系，认为五帝、三代血缘出于黄帝，这无疑是《史记》记事以黄帝为始的重要原因。至于五帝人选是否有颛顼、帝喾，可能只是这一血缘谱系的副产品而已。

对古人而言，五帝人选相当于历史事实。然而太史公裁断这一史实所依据的，并非材料的客观性，而是自己心中的准则。太史公为何对五帝、三代的血缘谱系情有独钟？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关注五帝事迹乃至整部《史记》。

四、对《五帝德》的增删

《五帝本纪》记述黄帝、颛顼、帝喾的事迹（述），主要取材于《五帝德》（取）。但二者并不完全一致。太史公删削和增添的一些内容（裁），可能包含了他的思想和主张（作）。

需要说明的是，太史公看到的典籍内容与今本一定有所不同。我们利用现存典籍分析《史记》取裁，只能作有限度的讨论。然而当《史记》与今本典籍的若干差别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问题时，应承认该问题确实在太史公的考虑之中。

（一）人帝

今本《五帝德》记载黄帝“乘龙扆云”，[15]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秋冬乘马”，而这些神异的事迹都被《五帝本纪》删去。太史公似乎在向读者强调，黄帝、颛顼、帝喾等五帝，都是人帝。虽然《五帝德》本来就认为黄帝更近于人，[16]太史公仍然删去了可能引起误会的内容。

与此相关，《五帝德》含混交代黄帝寿命大约是一百岁，而《五帝本纪》明确记载了黄帝的死，说“黄帝崩，葬桥山”，最终如其他常人一样死去，埋葬在了一个确定的地点。[17]

与《五帝本纪》塑造的黄帝形象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封禅书》方术之士口中的黄帝。前者是人，后者是仙，是不死的。[18]汉武帝所以汲汲于封禅，其目的之一即在于长生不死。为了达成封禅的条件，武帝刻意营造太平盛世。而在这种虚假的繁荣背后，民生凋敝，盗贼蜂起。[19]武帝太初改元诏更是直言“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20]似乎有鉴于此，太史公着意在全书首篇，塑造黄帝作为人帝的形象。

《五帝本纪》赞语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太史公写作《五帝本纪》时，面对五花八门的黄帝故事，如何取舍和裁断？其标准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一定寄托了太史公的理想，而其理想正具有现实指向。司马迁所谓“上记轩辕，下至于兹”，[21]所谓“通古今之变”，[22]《史记》中的“古”往往与“今”相呼应。此类微义，非“好学深思”的“圣人君子”不得“心知其意”。[23]在此意义上，《史记》与《春秋》一脉相承。

（二）战争

《五帝本纪》所载颛顼、帝喾事迹，主要来自《五帝德》。而黄帝事迹，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不见于今本《五帝德》。最引人注目的，是开篇对战争的叙述：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除了“治五气”至“然后得其志”，其余均非今本《五帝德》所有。

《史记》作为一部崇尚“六经”、自命继《春秋》的书，竟然以战争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全书的序幕。《五帝本纪》记述黄帝发动战争，达四处之多，只有第二处阪泉之战沿用了《五帝德》。综观全段，黄帝开战的次序值得玩味。先是针对不服从当今天子炎帝的诸侯用兵，致使诸侯宾从炎帝。需要注意的是，“神农氏世衰”中的“世”，指的是王朝、家族的衰落，而不单指炎帝这一任统治者。这次战争好比在王室衰微的东周，伯主作为诸侯之长，尊奉周天子，主持秩序。

其次对失去诸侯拥戴的炎帝发动阪泉之战，结束了业已衰落的神农氏的统治。此次战争，或可类比秦灭周。

接下来的涿鹿之战始针对蚩尤。上文说“蚩尤最为暴”，此处又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并非赘余。阪泉之战以前，蚩尤不服从的是炎帝。阪泉之战以后，神农氏的统治告终，蚩尤作乱，轩辕责无旁贷。这里的“帝命”，应指黄帝，下文对轩辕的称谓即已变为“黄帝”。打败“不用帝命”的诸侯蚩尤之后，黄帝受到所有诸侯的拥戴，无论实质上还是名义上，都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天子。此次战争，与楚汉战争有类似之处。

黄帝最终成为天子，建立新王朝（有熊），此后的战争，是为了征讨不服。类似汉高祖对异姓诸侯王的战争。

这些对战争的叙述，反复提及“诸侯”。根据今天的历史研究，诸侯“宾从”和贡“享”天子，是西周封建乃至秦汉大一统王朝的产物，炎黄时代的国家形态绝非如此。《史记》的类似记述，是将太史公当代的制度和文化套用在了古代，违背了历史事实。虽然太史公对古史的认识存在这样的局限，但并不妨碍我们解读太史公的意图。我们认为，用诸侯的归附和离散来表达民心所向甚至天命去就，[24]是遍布《史记》全书的一种“书法”。在阪泉之战前，“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意味着天命已在轩辕而不在神农氏，“轩辕乃修德振兵”，这与《史记》记述桀、纣末年的情形如出一辙。[25]涿鹿之战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始践帝位。

《史记》对黄帝用兵、汤武革命直至秦崩楚亡的易代战争，相关叙述都带有天命论的色彩，即所谓“易姓受命”，甚至秦灭周、统一六国亦然。[26]太史公认为得以结束旧王朝、创立新王朝的战争，是正义的，是顺应天命的。他在《律书》中指出：

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中略）。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27]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

需注意此处的“胜者用事”，带有五德终始的色彩，并非“胜者为王”之意。

从《史记》战国秦汉部分看来，太史公抱持一种“逆取顺守”的理念，守成要用文治，但易姓换代，势必要通过轰轰烈烈的战争才能迎来新的时代，就像汉高祖所做的那样。

汤武革命、易代战争在《孟子》中已有很多讨论，到了太史公的时代，却成为一个敏感话题。原来在汉景帝时，儒家《诗》学宗师辕固生与道家黄生，[28]争论汤武是受命还是臣弑君。处于下风的辕固生最后抬出了高皇帝，惹得景帝禁言，“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29]太史公无疑是赞成辕固生的，辕固生所说：

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与《孟子》一脉相承。太史公也将这种论调，具体地落实到全书的易代战争中。比《孟子》走得更远的是，《孟子·尽心下》说武王伐纣“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认为《尚书·武成》的血腥记载于理不合。而《史记》完全不回避对武王斩纣的记述，后来遭致极多非议。大约在太史公看来，从黄帝、汤武至刘邦这些受命帝王，不应以常人的道德伦理来衡量。《五帝本纪》开篇即不满足于《五帝德》等文献中既有的黄帝形象，着意通过繁复而周密的战争叙述，重塑黄帝的伟大形象，突出易代战争的正当性。

然而与其他朝代鼎革不同的是，舜、禹之间易代，乃是通过禅让而非战争，我们应如何认识夏的建立？同时，五帝易代，均为和平过渡，也不是通过战争，[30]是否意味着太史公将五帝视为同一王朝？要回答这些问题，应先厘清“易姓受命”在《史记》中的意涵。下面我们通过《五帝本纪》对姓和国号的论述，推测“姓”在王朝更迭中可能具有的意义；再通过《史记》对《尚书》、《孟子》禅让故事的取裁，观察太史公的“受命”理论。

五、对《国语》的化用

（一）同姓则同德

《五帝本纪》末尾有一段关于姓和国号的论述：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

此处将夏后、商、周三代与五帝的有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一样，都视为“国号”，可知在太史公看来，五帝像三代一样，是五代王朝。同时，太史公认为五帝和禹皆为同姓（公孙），禹建立夏朝后改姓，三代异姓。

本文无意根据今天学界对姓氏的研究，纠正太史公在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中存在的偏差，我们关注的是太史公为姓赋予的意涵。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太史公对五帝及禹的姓及国号的特殊看法，与《五帝本纪》叙述这六代王朝更迭时均未发生易代战争冥合。我们大胆推测，太史公认为只有在“易姓”受命的改朝换代中，战争才是必要的。而这一理论的来源，似乎是《国语》。

《五帝本纪》中有一句著名的话，学者常常用来讨论姓的起源：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这句话出自《国语·晋语四》。今本《国语》原文作：

司空季子曰：“同姓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同德之难也如是。昔少典取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下略）。”

司空季子这番话的落脚点是同姓不婚、异姓则可以通婚，以此来说服晋公子重耳娶晋怀公的前妻、秦宗室女怀嬴。对比《五帝本纪》对姓的论述，实与司空季子的言论有很多出入。差别较大的如司空季子说黄帝和炎帝是亲兄弟，黄帝是姬姓。而《五帝本纪》黄帝姓公孙，“神农氏世衰”，意味着炎帝与黄帝属于不同的家族，不可能是兄弟。

小有异同的，比如司空季子说黄帝之子只有青阳和苍林氏两人与黄帝同姓。关于黄帝之子，《五帝本纪》承袭《五帝德》和《帝系》，只提到了玄嚣和昌意两人，后四帝及三代始祖，全是玄嚣、昌意这两支的子孙。《五帝德》和《帝系》未明言五帝的姓，《五帝本纪》既然说从黄帝到舜、禹同姓，那么玄嚣和昌意也应该与黄帝同姓。《五帝本纪》又说玄嚣就是青阳，正好与《国语》相合，而昌意则与《国语》苍林有所不同。[31]

《五帝本纪》跟《国语》的相同之处，看起来只有“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如果我们暂时搁置黄帝姓什么、黄帝的儿子姓什么这类事实判断，思考太史公和司空季子认为“姓”意味着什么，那么二者似乎尚有更深层的共通之处。司空季子说“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并认为炎、黄开战与异姓异德有很大关系，“姓”可以对现实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史记》全书记载的“易姓受命”，无一例外地伴随着战争，正与“异姓则异德”相合；而从黄帝至禹，按照太史公对其国号和姓的论述，属于同姓易代，则是和平交接，正与“同姓则同德”相合。

《五帝本纪》赞语说《国语》“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弗深考”者，大约是指黄帝姓什么、黄帝与炎帝有无血缘关系这类具体的事实判断，与太史公的判断不符。能够“发明”《五帝德》、《帝系》和“表见不虚”的，除了《鲁语下》提及的五帝人选，以及《国语》中其他一些关于上古帝系、族姓的论述与太史公的判断相符者，[32]“同姓则同德”、“异姓则异德”的理论，亦当在太史公的考虑之中。

（二）旁证：易姓受命与改正朔

我们还可以从正朔的角度，为“同姓则同德”提供一个有力的旁证。《历书》说：

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似乎在说只有“易姓”的王朝更迭，才改正朔。

《史记》全书确实贯彻了这一理论。《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迎日推策”，《历书》说“昔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又说“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中略）各司其序，不相乱也”。太史公可以追溯的最早的历法是黄帝建立的，宜以孟春一月为岁首，即所谓夏正。《五帝本纪》备载帝尧“敬授民时”，亦与历法有关，而在《历书》的叙述中，颛顼命重黎、尧立羲和两事，都是对黄帝所建秩序的恢复，而非改历。《历书》又说尧禅舜、舜禅禹，皆申诫“天之历数在尔躬”，乃是强调历法。玩《历书》文意，“历数”应是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的，并未新建，《五帝》、《夏本纪》亦未载舜、禹修历之事。[33]所以《历书》提出：

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

中国文明只应交替使用三正。太史公大约认为，黄帝至夏六代均建寅，商、周则因易姓受命而改正朔，秦、汉易姓受命，亦当改用三正之一。[34]

太史公的这一理论，背后有经学家对于五帝是否改正的分歧。一说认为：“惟殷周改正，易民视听，自夏已上皆以建寅为正。”[35]一说认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尧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时未改尧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尧正，故云‘月正元日’。”[36]虽然我们见到的两说都晚于太史公，但《历书》所述与前说若合符节，而《五帝本纪》删去其史源《尚书》尧死后“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的记述，又恰与后说针锋相对，由此可以断定，这两种《尚书》经说由来已久，是太史公“厥协六经异传”的内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较之可能是《历书》史源的《诰志》和《国语》“绝地天通”条，《历书》改《大戴礼记·诰志》“虞夏之历”为“昔自在古”，并新增“盖黄帝考定星历”云云，从而令《诰志》“历建正作于孟春”和《国语·楚语》颛顼命重黎“绝地天通”，得以巧妙地上溯至黄帝。《历书》对《诰志》和《国语·楚语》的缀合与加工，似乎正是太史公对黄帝至夏均建寅的辩护。

至此，我们发现了《史记》中易姓受命与改正朔的相关性。其逻辑正与易姓受命和战争的相关性一致。意即易姓受命，必然伴随着流血战争；异姓王朝建立之初，一定要改正朔，才能顺承天意。同姓受命，则是和平交接；同姓王朝建立，当沿袭前朝正朔。这正与《国语》“同姓则同德”、“异姓则异德”相合。

（三）五帝、三代帝系建构的深意

《史记》五帝三代的帝系、血缘、国号、姓、历法，共同营造了一个互相联系的理论体系。《史记》所以坚持五帝三代同出黄帝，所以认为黄帝至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所以认为易姓受命始改正朔，这些看似怪异的论调，其深意可能在于，太史公试图对黄帝以降的所有王朝更迭，获得一以贯之的认识。

既有的五帝史料诚然划定了叙事的界限，使太史公不得无中生有、信口雌黄，但太史公仍然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对文献施以有倾向、有目的的取裁是，[37]。明乎此，我们有望对《史记》的记载获得更丰富的理解。比如《五帝本纪》谓禹本来与五帝同姓、建立夏朝后改姓，或可视为太史公针对各项“史实”与诸条“理论”可能引起的矛盾，而使夏姓这一“史实”迁就“理论”和其他“史实”的弥缝工作。

鄙见容易引发的一个质疑是：舜、禹和平交接乃是由于禅让，与同姓异姓无涉。然而我们回到《史记》自身的脉络，会发现：政权能否成功交接，决定因素并非禅让还是世袭，而在于是否得天命。禅让应在受命的框架下加以认识。下面，我们主要通过《五帝本纪》及《夏本纪》中尧舜、舜禹以及禹启的政权交接，观察太史公的受命理论。

六、对《尚书》和《孟子》的拼接

关于历史上的“舜禹之事”，太史公一定看过很多“百家杂语”，例如《韩非子》“舜逼尧，禹逼舜”及“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一类的记载，但《史记》全未采信。

《五帝本纪》尧、舜事迹主要取材于《尚书·尧典》和《孟子·万章上》。《史记》记载尧在位时，舜得到四岳的举荐，并完美地通过了各种考验，尧对舜说“女登帝位”，欲禅于舜，这时舜是推让的，“让于德不怿”。[38]《史记》的这些叙述全部本自《尚书》。此后“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舜的身份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史记》加入了《尚书》原文没有的内容：

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

这句话有两层意涵。首先，舜还不是真天子，是暂时做代理天子。其次，舜是不是可以继位为真天子，不是尧个人能决定的，要看天命。

这两点在《史记》中非常重要，不仅在尧舜禅让、舜禹禅让、禹禅益而启继这三个事件中一以贯之，还影响到太史公对其他一些重大问题的叙述。[39]其实这两点都本自《孟子·万章上》：

咸丘蒙问曰：“（中略）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中略）。”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中略）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中略）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中略）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中略）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尤其是“万章曰”这一段，基本全为《五帝本纪》吸收。而在《尚书》经文中并不具备这些内容，[40]可以说是孟子的《尚书》学说。

《孟子》说“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史记》虽未出现这句话，实际上秉承了这一精神。尧虽然属意于舜，但最后使舜践祚为天子的不是尧，是天。天意又从何得知呢？这是贯穿《史记》始终的一个问题。《五帝本纪》在此与《孟子》完全一致，是通过诸侯的归附等现象来体现天命所属的。舜得天命，所以才能践天子位。舜禹禅让亦与此如出一辙。

可是后来禹禅益未成，启继禹为天子。这说明人类历史从“公天下”堕落为“家天下”了吗？《史记》中完全没有这种论调。[41]《夏本纪》用“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来体现天命在启不在益，此即《孟子》所谓“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启继禹，与尧舜、舜禹禅让的机理并无二致，起决定作用的是天命。

启得天命，还可以从太史公对《尚书·甘誓》的述作中得到印证。《夏本纪》叙述启即位后：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中略）。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从“大战于甘”到“予则帑僇女”与《甘誓》内容相同。然而《甘誓》本文并未交代是谁向有扈氏开战。《墨子》、《庄子》、《吕氏春秋》以及刘向《说苑》认为《甘誓》是禹所作。《史记》认为启作，乃是依据《尚书序》。《书序》原作“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史记》承袭此说，并进一步认为开战的原因就是“有扈氏不服”，质疑启的王位合法性。那么《甘誓》“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在这一语境下就成为有扈氏违背天意，启要代天去惩罚他。如果说这还只是启的一面之词，那么最后《史记》新增的“天下咸朝”，恰恰表明在太史公看来，启是得民心、得天命的。

对于禅让和世袭的优劣，《孟子·万章上》讲得非常明白：

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史记》秉承了这一精神，并不鼓吹禅让。无论禅让还是世袭，都不能脱离天命孤立看待。

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孟子的时代，燕国上演了活生生的禅让，燕王哙把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燕世家》记述当时的情景：

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

《六国年表》说“君让其臣子之国，顾为臣”。其他很多世家、列传也有类似的叙述，强调君臣纲纪的颠覆。《燕世家》更是把燕哙禅让的动机说成是受了苏代和鹿毛寿的蛊惑。甚至还说：

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

太史公对燕哙禅让的完全否定，溢于言表。

《史记》对此的记述诚然与《孟子·公孙丑下》有不少出入，其思想和主张却是相通的。《史记》批评燕国昔日的国君变为臣下，正是前引《孟子·万章上》中“齐东野人”对尧、舜禅让的认识水平。更重要的是，《孟子》说“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同理，国君也不能仅凭个人意愿把君位指派给人。王位、君位不是任何个人的私产。

那么继体之君应如何确定？《史记》全书推崇嫡长子继承制，[42]似乎就是把血统视为一种天意。倘若太子缺席，诸侯或国人的意向则变得更加重要。

结语

通过观察《五帝本纪》对《五帝德》、《帝系》、《国语》、《尚书》等主要史源的取舍和裁断，可知《五帝本纪》凝结了太史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或多或少指向一个问题：王朝更迭。这也是贯穿《史记》全书的问题。旧王朝何以失天命，新王朝何以得天命，新王朝的历史定位是什么。这是太史公究天人、通古今，竭力思考的问题。

《史记》记事始于黄帝，既非唐尧，[43]也非三皇。[44]太史公追求的既不是现成的信史，也不是单纯的古老。太史公看重的应是黄帝的典范意义。黄帝凭人力获天命，用战争创立异姓王朝，继而衍生五帝、三代。黄帝是太史公及后世的“圣人君子”，认识汉家从何而来时，沿秦、周而上，能追溯到的最悠久、最具典范意义的王朝开创者。

本文原载《文史》2020年第1辑（总第13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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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史公自序》谓“为太史公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太史公百三十篇”。两相参照，我们倾向于认为书名原作“太史公”。为了兼顾学界的习惯，本文统一标作“《太史公》书”。

[2] 本文在不区分司马谈和司马迁时，统称作者为太史公。

[3] 另一方面，太史公的见解与《春秋》不尽相同，否则何必另作《太史公》书。

[4] 据《五帝本纪》赞语，太史公应认为“《尚书》独载尧以来”是“《书》缺有间”造成的。

[5] 见下引《五帝本纪》赞语。

[6] 《太史公自序》云：“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7] 见《孔子世家》。

[8] 今本《五帝德》载有颛顼的活动范围。

[9] 《封禅书》“管仲曰”云云历举十二位曾事封禅的古代帝王，司马贞《索隐》云“今《管子书》其《封禅篇》亡”，意即《史记》此处取材于《管子·封禅篇》。孔颖达《礼记正义·王制》引述《管子》云：“无怀氏封泰山，伏犧、神农、少皞、黄帝、颛顼、帝喾、帝尧、舜、禹、汤、周成王皆封泰山。”所引正与《封禅书》相近。

[10]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又云孙氏注《世本》“以伏犧、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世本》已佚，王谟等人辑本或将黄帝列入三皇，是从孙氏注，非《世本》原貌。

[11] 更有甚者，《史记·历书》所言上古帝王无帝喾，有少皞，似与《五帝本纪》自相矛盾。究其原因，少皞乃沿袭《历书》此处的史源《国语·楚语》所述“绝地天通”事，与《五帝本纪》的五帝人选，并非同一系统。

[12] 《三代世表》的体裁，参赵益《〈史记·三代世表〉“斜上”考》，《文献》2012年第4期。

[13] 《史记》全书流露一种倾向，认为嫡长子继承制是自古就有的制度。

[14] 《史记索隐》云：“古本作‘不著’，（中略）俗本作‘不善’，不善谓微弱，不著犹不著名。”

[15] 《五帝本纪》不取《五帝德》黄帝“乘龙扆云”，而补入《左传》黄帝官名以云命、为云师的记载。学者解释《五帝德》的“扆云”，一说驾驭云，一说如《左传》以云纪事。

[16] 《大戴礼记·五帝德》宰我问孔子“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孔子回答：“夫黄帝尚矣，女何以为？先生难言之。”孔子讲述黄帝事迹之后，说：“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17] 本文此处参考阮芝生先生《三司马与武帝封禅》，《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1996年11月。

[18] 参阮芝生《三司马与武帝封禅》。

[19] 见《平准书》、《酷吏列传》等。

[20] 见《历书》。

[21] 见《太史公自序》。

[22] 见《报任安书》。

[23] 《太史公自序》云：“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24] 对于诸侯的归附，《史记》的用语是诸侯“归”、“朝”等等；对于诸侯的离散，《史记》的用语是诸侯“去”、“叛”、“不至”、“不朝”等等。而在诸侯国内，则往往以国人共同的行为表达正当性。

[25] 《夏本纪》云：“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殷本纪》记纣时“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诸侯以此益疏”，“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等等。

[26] 《六国年表》序云：“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又云：“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

[27] 《律书》此处颛顼、共工之事，不见于《五帝本纪》，亦与《五帝本纪》的五帝系统不合。这种现象在《史记》中比较常见，我们认为太史公在不同的篇章使用了不尽相同的史源，没有强加整合和统一。

[28] 《太史公自序》谓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儒林传》曰黄生，好黄老之術。”

[29] 事见《儒林列传》。

[30] 在此以《五帝本纪》所述历史为讨论对象。

[31] 上古“昌”、“苍”同音，“意”和“林”差别较大。

[32] 参李零《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读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史》2017年第3辑。

[33] 仅《夏本纪》赞语提及《夏小正》，但未明言夏朝所建。

[34] 对于建亥的秦历，太史公每有讥评。《历书》下文说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中略），而正以十月（中略），然历度闰余，未能睹其真也”，对秦历不以为然。同样的语气，在《封禅书》和《张丞相列传》中也有所流露。

[35] 《尚书·舜典》“正月上日”传《正义》引“先儒王肃等”说，《正义》并谓“孔意亦然”，伪孔传也持这种见解。

[36] 同上引郑玄说。亦见《五帝本纪》“正月上日”张守节《正义》引。

[37] 尤其能说明问题的是，《史记》春秋部分对《左传》和《公羊》的取裁。

[38] 据裴骃《集解》和司马贞《索隐》，《史记》的“不怿”采用了《今文尚书》“不怡”，《古文》作“不嗣”。

[39] 比如周公是否称王的问题。对此《尚书》家有相反的学说，太史公则认为周公摄政未称王。

[40] 伪孔传亦认为舜摄位。

[41] 以禅让为公天下的论调，与《史记》尧、舜、禹皆是黄帝子孙的血缘谱系相矛盾。

[42] 我们的理由有二。第一，太史公崇尚父死子继，否定兄终弟及。《史记》全书叙述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措词有明显区别，并暗示兄终弟及会导致衰乱，这在《殷本纪》中尤其明显。第二，因废嫡立庶而导致衰乱，在《史记》中不胜枚举。如《鲁世家》襄仲杀嫡立庶，哀姜哭市，鲁由此公室卑，三桓强。

[43] 《汉书·司马迁传》赞云“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批评《史记》尧以前非信史。

[44] 张衡批评《史记》：“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见《后汉书》本传注引《衡集》。后来司马贞《史记索隐》即为《史记》补作《三皇本纪》，记太皞伏羲、女娲、炎帝神农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