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西蒙
研究蒙元史的专家修晓波在《元代的色目商人》一书中，对元代色目人的基本情况做了大致的考证。色目人对元朝历史影响很大，却十分神秘，一直以来学术界对其了解程度有限。自从元朝灭亡后，历代不少学者都对色目人的话题感兴趣。当然，色目人不全等于色目商人，但色目人爱经商、商业活动对色目人影响很大，则是不争的事实。
《元代的色目商人》 修晓波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分析色目人之前，首先得谈谈坊间一直盛传的所谓元代“四等人制”的问题。目前能看到的有关“四等人制”最早的说法，来自清朝末年屠寄所著的《蒙兀儿史记》，元朝将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的说法从此“深入人心”，甚至钱穆、范文澜也将这种说法写入史书。元代虽然存在一定的等级秩序，但目前没有任何史料证明曾经以制度的形式确立过四个民族等级。
这一说法的走红，是特定历史时期夹杂着某种民族主义情绪的结果。当代史学家白寿彝在主编的《中国通史》中认为：“元朝政府并没为四等人的划分颁布过专门的法令，但它反映在有关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诸多不平等规定中”。北大历史系主任张帆教授也认为，“四等人制”的说法并不合适，之前金庸先生来北大访问，还专门请教过他这个问题：“为什么查不到哪年颁布的‘四等人制’”？张帆教授表示“确实查不到，因为就没有颁布过”。
因此，“四等人制”更有可能是后世对元朝等级秩序的某种误读，即便如此，色目人在元代的地位也确实比较高，仅次于蒙古人。当然，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即便是在元朝，蒙古人也不完全等同于统治者，汉人地主在民间的地位也非常高，甚至地方的自治权比唐宋或明清任何一个朝代都要高，这也属于元代政治的一大特点，不能被忽视。
那么，位居较高地位的色目人，到底包括哪些民族呢？元末文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了31种民族，他们都属于色目人：葛逻禄、钦察、唐兀、阿速、秃八、康里、苦里鲁、阿儿浑、合鲁歹、火里剌、撒里哥、土伯特、雍古歹、密赤思、夯力、苦鲁丁、贵赤、匣拉鲁、秃鲁花、掘儿察歹、刺乞歹、赤乞歹、畏鲁儿、回回、南蛮、火里剌、甘土鲁、乞失迷儿、哈剌吉答歹、秃鲁八歹、撒儿哥。这31种色目人基本上都是聚集在中西亚的游牧民族，随着蒙古帝国四处征战而卷入其中。
比如，蒙古攻灭花剌子模后，康里人也进入蒙古帝国的版图，其中有一些康里人向东移居，最终成为元朝的子民。再如，蒙古帝国将吐蕃纳入版图后，土伯特人后来也融入元朝的历史，这里的土伯特人就是吐蕃人。值得注意的是，色目人与蒙古人也存在一定的交融族群，比如上面提到的雍古歹，就是著名的汪古部，他们本来是在12世纪至13世纪活跃于蒙古高原西南部的一个讲突厥语或蒙古语的部落，后来也与蒙古黄金家族产生密切关系，融入了蒙元史。
但色目人的范围，可能比这31个民族还要多。《元代的色目商人》一书认为，色目人还包括犹太人、吉普赛人、土耳其人、意大利人和摩洛哥人，不仅包括中西亚的各种民族，连欧洲与北非的民族都被纳入。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元代的开放程度不亚于唐代，在元大都有各种肤色的人活跃在不同的行业。尽管一直以来对于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还存在争议，但西方人大量进入当时的中国生活或经商，也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摩洛哥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经过伊儿汗国、金帐汗国、德里苏丹国来到中国泉州，并沿着京杭大运河来到北京，见证并记录了元代南北方的景色与风土人情。黄仁宇曾称唐代是极具“世界主义气质”的朝代，事实上，元代的开放程度更高，但也因为皇族始终是蒙古族，而没能得到足够的认识。
色目人成为元朝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初与残酷的战争有关，但民族间的迁徙与融合也随之而来，并伴随大量的商贸活动，逐步成为历史的主潮。“色目”一词的本义，就是“各色名目”，元朝除了蒙古人与汉人（包括南北方汉人）之外的民族，几乎都可以被纳入色目人的范畴。《元代的色目商人》一书也认为，色目人与蒙古人、汉人深入交融，尤其是色目商人，与官府关系十分密切。
这些色目商人需要通过官府办理经商许可，需要地方官府的庇护，这类人也被称为“斡脱”，而官府也需要通过色目商人提供的货物，来满足自己的日常开支，实际上形成了政商一体的关系，这样产生了大量拥有特权的色目商人。再者，这些色目商人涉足领域众多，食盐、粮食等国计民生的领域也有涉足，而通过海外贸易购入国内的大量珠宝，也成为元代达官贵人享受的奢侈品，这一方面使元代的物质生活极大繁荣，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内部分裂的鸿沟。因此，后世审视色目人在元代扮演的角色，实际上也是解读这个版图辽阔的庞大帝国的一个视角。对于这些神秘的色目人，还有很多有趣的历史真相等待我们去挖掘。（黄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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