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副刊最早的记忆,是从父亲的肩膀上开始的。街角那排阅报栏前,父亲为了能长时间站着阅读完上边的文章,总是让我骑在他瘦弱的肩膀上。他用两只手抓住我两条小腿,这样我就不会在犯困的时候栽下来。
父亲是文学青年,大学虽然读的是历史系,但经常到中文系蹭课,没有位置就坐在走道上听。现在想来,父亲年轻时那些痴迷文学的样子,一定跟他在阅报栏前读报一样,是很滑稽的。
一点不夸张地说,副刊改变了我父亲的命运。
父亲工作之余写了很多文章,在《人民日报》“大地”、《羊城晚报》“花地”、《广西日报》“花山”、《梧州日报》“鸳鸯江”等副刊发表了不少作品。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的家乡,能在这些副刊发表文章,其轰动效应不亚于小城里出了个高考状元。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梧州日报》就把父亲调去当副刊编辑。
父亲终于如愿以偿。他再也不需要将我高高放在肩膀上读阅报栏里的副刊了。事实上,那时我已上中学,父亲也扛不动我了。我们家开始有了自己订阅的报纸。遇到让父亲拍手叫好的文章,父亲就会剪下来,贴在剪贴簿上。父亲在上边圈圈点点,写下自己的读报心得。这些剪贴簿,至今还保留在我们家的书房里,快有一人高了。每次回家看到这些摞在墙边的剪贴簿,就像看到一棵树。一本本发黄的书脊,就是一圈圈的年轮。
当副刊编辑的父亲,自然成为家乡文学爱好者群体中的一个活跃分子。我们家隔三岔五就聚满朋友,都是父亲的文友。文友们时常来我们家,话题往往是从副刊上一篇好文章开始的。他们畅谈文学的兴致很高,一坐就是一天,母亲还要给他们做饭。有时候恰逢母亲没有准备,就着萝卜干喝光一大锅白粥,他们也欢畅无比。我们家有一套年代久远的功夫茶具,是父亲潮州老乡送的,它在文友聚会的时候是“主角”。文友们对饮功夫茶并不熟悉,所以,父亲每次都给文友示范茶道。“关公巡城”“韩信点兵”……而一切关于文学、写作的话题便由那一只只盛着铁观音的小瓷杯传递着开始了。文学的芳香和温暖,在我的记忆中,总是离不开父亲那套虽古旧却精致的功夫茶具。
副刊继而又改变了我的命运,或许应该说,造就了我的命运。
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加上父亲强大的文学意志力,我从10岁就开始写作。作品在报纸副刊发表之后,父亲美滋滋地将它们剪贴下来,并跟那些一贯的剪贴簿区别对待——它们被珍藏在书柜里,定期更换驱虫防潮的一只只小香包。我受到副刊的眷顾比父亲要早得多。
因为写作特长,我得以保送上大学,继而保送读研究生。毕业分配时,同样因为那些厚厚的作品剪贴簿,我得以进入《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当编辑。那年我刚满24岁。父亲24岁的时候,刚刚大学本科毕业,分配到广西地质队,在十万大山之间风餐露宿。父亲说起当年那段苦日子,总是要强调,好在那时候心里有文学。下班之后在笔记本上写文章,并且等待文章在副刊发表的日子,成了他苦涩生活里唯一的光,他循着这道光才得以走进未来。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到《羊城晚报》社报到那天,在广州东风东路那座733号高楼前,父亲仰着头认真地看了很久。那样子,就像我小时候骑在他肩膀上,他仰头认真地读着阅报栏里的一篇篇文章时一样。
在“花地”副刊当编辑的13年,除了阅读到更多好的文字之外,还接触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文学中人。很多大家、名家既是我的作者、采访对象,也是我精神上的老师。报业内有一种说法“北有孙犁,南有秦牧”。北方有《天津日报》副刊的孙犁先生,南方有《羊城晚报》副刊的秦牧先生,他们既是著名的编辑家,同时又是著名的作家。可以说,报纸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他们的名望而扬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办报理念和做人风骨,支撑起了报纸副刊在读者心中的地位。
2011年,我获首届“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我在获奖感言中说道:“无论任何时候,都有着无数心藏文学梦的人。生于此喧嚣年代,实在太需要有副刊这个园地,抒胸臆,言心声,怡情愫,拨迷津……”这是一个副刊编辑的心里话,更是一位作家对副刊的肺腑之言。
副刊就这样滋养了我们家两代人。如今,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都说报纸行业进入寒冬。但无论如何,副刊在我和父亲心里,都是温暖的。80岁的父亲每天从报箱里拿出报纸,坐在客厅沙发上。上午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父亲就着那些阳光,读副刊上的一篇篇文章。通常是,读完了,阳光就从窗口移走了。时间刚刚好,如同我们与副刊相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