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 龚金平
电影《美国女孩》的情节与主题,初看起来与文化冲突有关:上初中的芳仪,在美国洛杉矶度过了人生重要的成长岁月,突然被母亲带回陌生的台湾,卷入身份尴尬、文化不适、自我认同的危机之中。同时,母亲身患癌症,父亲又为挣钱养家疲于奔命,家庭氛围压抑而紧张,这加剧了她与父母之间的龃龉与对抗。那么,影片要表现的,是身处文化差异和代际冲突漩涡中的少女,如何找到内心的安顿与释然吗?
电影《美国女孩》海报
大多数青春片中,都有代际冲突的戏码。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在追求个性、彰显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必然会有许多莽撞、冲动、困惑的时刻,这与父母的理性、正统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冲撞与决裂。因此,代际冲突大多数时候与两代人的心理成熟程度、价值观、思维方式的差异有关,偶尔也能延伸到时代变迁、社会转型、文化模式等方面。《美国女孩》的野心显然不满足于对亲子关系作单一维度的表达,因为影片为母女之间的隔阂与圆融,设置了文化融合、疫情肆虐、生老病死等背景,希冀在一个更为宏大的视野中,展现更为广阔的成长话题与人生命题。
芳仪对母亲的不满在于,她原本拥有自由而舒展,快乐而恣意的生活。可以说,芳仪将美国的生活看成某种人生范本。这使得身处僵硬、刻板的学校氛围中的她,加倍地渴望原先的生活。芳仪更像一位旁观者和亲历者,洞察着传统教学模式中存在的不合理、不公平因素,进而呼吁更尊重个性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氛围。那么,影片的立意是为了抨击中国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吗?从芳仪的精神状态来看,真正令她身心疲惫的,可能并不是在学校里被孤立和被排挤的无助处境,而是母亲身上的专制、阴郁、悲观的气息。
芳仪的母亲罹患癌症之后,情绪低落,脾气有些暴躁,又时常担心两个女儿和丈夫的未来,在家庭中制造了焦虑和恐惧的情绪。芳仪渴望一种平和、乐观、大度、昂扬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指向对自我的信心,对未来的憧憬,而非深陷在焦虑、悲观、绝望中不可自拔,并对身边的人施加不可名状的精神压力。由此,我们了解母女之间的冲突根源,乃是她们对“责任”“人生态度”的理解南辕北辙。母亲之所以情绪不稳定,内心悲观,不是因为她自私,恰恰是她深感责任重大才充满不舍与不甘。芳仪则认为,一个人要为自己负责,不能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哪怕是家人。
芳仪对于母亲的误解还在于,母亲偶尔的消沉或狂躁,并非全部源于身体的虚弱,还包括她对平淡无奇人生的意绪难平。以前,母亲或许会因为照顾两个女儿而得到价值体认,甚至设想人生会有更多的可能性,现在,面对惘惘中的死亡威胁,母亲可能会突然意识到,她的一生有一种虚度的空无感。
母女之间的隔膜与抵触,折射了不同文化形态所塑造的迥异价值观。但是,母亲精通英文,又在美国生活多年,她为何对美国文化完全绝缘?说到底,身处不同的人生坐标,面临不同的人生处境,导致了芳仪与母亲在观念和行动方面难以合拍。她们在如何面对人生低潮、思考自我的价值体认、界定自我与他人的责任疆域等方面,天差地别,并自我坚持。影片无意于对此进行善恶或是非判断,而是冷静地意识到各自的合理性,也清醒地烛照各自的局限,这才是人性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与真实性。
影片的场景大多为家庭和学校,所呈现的也是一些日常性的生活细节、琐碎纷争和庸常烦恼,勾勒出一个普通家庭在遭遇变故时的强作镇定,以及父母面对青春期儿女的不知所措,还有青春期少女在校园生活中的不安与不适。影片不时渲染SARS疫情,想以更为宏大的幕布衬托普通人的生存焦虑与寻常忧愁。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世界的崩塌是那么遥远,眼前的纷扰才无比真切具体,也无比尖锐疼痛。
影片大量采用内景,并使用自然光效,整体情感基调昏暗和低沉。这衬托了人物的心情,也以一种不事张扬的方式,还原普通人生活的真实状态。当然,作为一部影片,其影像语言的局促平淡,也因这种平实的摄影风格被放大。
影片回避了戏剧化的情节设置方式,拒绝用大起大落的情节变故,或者高度煽情的场景,来救赎生活庸常与琐碎的永恒性,而是以平缓的叙事节奏,凡俗的生活场景和生活事件,带领观众进入一个裂隙遍布的普通家庭,在文化冲突与代际冲突的烟雾弹掩护下,感悟面对人生失落、命运无常的一种豁达心胸与平静心态。这是影片的动人之处,但也因此让观众怅然若失,一方面观众在“日常性”的饱和攻击中深感情节的苍白寡淡,另一方面又觉得文化冲突与代际冲突终究是老生常谈,由此而延伸至人生感悟,既显牵强,也容易因浅尝辄止而显得寻常。同时,影片回避戏剧化的情节处理方式,固然彰显了影片散文化的风格和原生态的生活质感,但作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人物的和解契机、人物内心冲突得以解决的缘由,仍然需要提供有感染力的情绪依托和逻辑担保。当影片完全沉浸在日常性中,很容易让观众产生一种错觉:影片不过是在那些肉眼可见的摩擦中反复渲染,不停徘徊,最后因不知如何结尾而在不咸不淡的状态中强行结束故事。
影片最后,妹妹芳安被诊断只是普通感冒,一家人像是劫后余生,不由喜极而泣,家人之间冰释前嫌,生活重归温馨而美好的模样。看起来,妹妹的虚惊一场像是生活的一次贵重馈赠,或像一剂回春妙药,治愈了这个家庭的诸多矛盾和裂痕。但是,这个结尾的突兀与空洞之处显而易见,当影片执着地挖掘生活本身的不如意,其主题建构的逻辑也应该立足于人物自我的释怀与超脱,而不能依赖外界的偶然与幸运。毕竟,人生最大的不幸,未必是遭遇意外厄运;人生最大的幸运,也非与苦难擦肩而过。人生真正的勇敢与幸福在于,能够坦然面对生活的不测和命运的无常,接受自我、他人,以及人生本身的不完满,并与这种不完满和平相处。(龚金平)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