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黄扯扯
十点人物志原创
2021年3月9日9时27分，老黄走了。
老黄是纪录片《最后的棒棒》里的主要人物之一，不善言辞，老实本分。
和雇主走失后，在原地守着价值一万块的财物，一声不响地等着雇主找回来，从下午等到凌晨。
尽管那一单，他只赚了20块。
老黄的死讯传来，网友涌向这部豆瓣评分9.6的纪录片页面，为他送别：“老黄一路走好。”
导演何苦用一条53个字的微博，带来了这位72岁老人的讣告。
一如老黄的生平，言辞寥寥，普通得不知说什么好。如果不是何苦拍下了这部纪录片，老黄的出现和离开，就像他的人生一样，注定默默无闻。
在这部纪录片里，人们看到中国最底层劳动者的生命，贫苦又坚韧。“众生皆苦”，在这群老年棒棒身上，有了最为具象的体现。
在纪录片的弹幕里，曾有一句颇为扎心的评论：“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
后面的弹幕却说：“活下去就是意义。”
“棒棒儿”是重庆话，指力工、挑夫，简言之，就是用一根棒棒担着货物，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
在山城重庆，最大海拔落差高达250米，这意味着棒棒在担货的过程中，爬梯、上坡是家常便饭。
七年前，侦察兵出身、干过记者的团级军官何苦，走在重庆街头，苦苦思索着“脱下军装今后要干什么”的问题。
老年棒棒负重前行、步履蹒跚的模样吸引了他的注意。印象里，棒棒都是满身肌肉的青壮年，是山城重庆的城市名片；而今街上的棒棒，少了许多，也老了许多。
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行业正在走向没落，从而萌生了拍纪录片的想法。
但棒棒大多来自重庆周边的农村，出身底层，讨生活是第一位，对何苦想要拍摄的想法满怀戒心。何苦不得不另辟蹊径——拜师学艺，先打入棒棒内部。
老黄于是成了何苦的师傅。
何苦（左）和老黄（右）
跟着老黄，何苦走进了一个叫“自力巷53号”的地方。这里距离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直线距离300米，却俨然两个世界，宛若“美丽重庆一个正在流脓的伤疤”。
因为房租便宜，这里成了棒棒的大本营。他们白天干着10块、20块一单的活儿，负重成百上千斤，晚上回到只能容纳一张单人床位的群租房，赚了钱吃肉，没赚钱喝粥，如此生活二三十年，直到身体垮塌。
干的是最简单的力气活，累不累全看货物的重量。有时运气好，碰到有钱的雇主，运送一张折叠桌，工钱10元。
重的时候，300斤的货物，两公里，工钱也才15元。
好运不常有，所以棒棒们没得挑。老黄说：
“在棒棒这个靠力气吃饭的行当，没有为你量身定做的活儿。只要价钱合适，轻点重点都得干。”
甚至，雇主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老黄干过一次徒手掏厕所的活。雇主把狗勺子掉进下水道，家里有人拉肚子，等急用；下水道又深，雇主要他“趴到地上”。
老黄迟疑了一下，“有没有纸板？”他心疼自己的衣服。
但雇主开出了大价钱——20块。
老黄不再犹豫，跪在地上，脸贴着蹲厕的边边，整条胳膊全部伸进下水道。
勺子捞上来后，老黄用香皂把胳膊洗了三遍。而那块香皂，雇主再也没碰过，“不要了，扔出去嘛。”
没有人在意棒棒的尊严，除了老黄自己。带着徒弟何苦出门觅活儿，他首先纠正的，就是何苦拿棒棒的方式——要扛在肩上，而不是拎在手里。
“随便拿根棍子，是要饭的叫花子，棍子是打狗的工具；而我们的棍子是干活的工具，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这是自食其力，和不劳而获的区别。
都说劳动最光荣，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发自内心地觉得当棒棒光荣。
老黄当棒棒，是被命运逼到墙角的选择。他这一生，也是一次次被逼到墙角的过程。
1949年11月，老黄出生在四川江津（后划归重庆）的农村，因为家里“阶级成分”不好，直到年届不惑，也讨不到老婆。
39岁那年，同村一个寡妇看上他。寡妇无力抚养亡夫留下的三个孩子，而老黄渴望有一个家，有自己的孩子。他们的结合很潦草，连结婚证都没领。
次年，老黄如愿以偿，有了一个女儿，代价是一张1050元的天价超生罚单。
为了缴纳罚款，老黄远走东北当矿工，一走就是三年。
三年后，一封“速归”的电报把他叫回家里，但这个家，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寡妇带着三个孩子再嫁，他，连带三岁的女儿，都被扫地出门。
老黄本想一头扎进村口的大水塘，但怀里的孩子嗷嗷待哺，他意识到，“自己连死的权利也没有了”。
为了女儿，他当起了棒棒，从43岁到65岁。生命的这22年，老黄说，“想扔又扔不掉”。
一起扔不掉的，还有肩头的棒棒。原本一心盼着女儿长大、早日退休，不想女儿还未成年，就给他生了一个外孙。孩子他爸是女儿的网友，只比她大一岁。
两个大孩子，根本无力抚养一个小孩，老黄的棒棒生涯，被迫拉长。
老黄在自力巷53号的邻居老杭，和他一样甩不掉当棒棒的命运。
21年前，妻子选择和别人组建家庭，老杭跪了也哭了，还是挽不回妻子的心。
老家一个混混告诉老杭，只要一万，就能帮他“杀了那个男人”。老杭突然间有了目标，于是奔袭九十公里，进城当了棒棒，目的只有一个——攒钱，复仇。
不想天意弄人，攒够第一个一万时，老杭的住处遭了贼，钱全部打了水漂；攒够第二个一万，混混犯了事，进去了。
咽不下夺妻之恨，老杭花50元买了一把西瓜刀，准备亲自动手。
后来，他又买了一把三棱刺刀、一把弹簧刀。买刺刀时，想在对方身上捅一个“缝都缝不拢”的伤口；买弹簧刀时，“把他骟了就行”。
或许是漫长的光阴消磨了他的恨意，二十多年过去，老杭开始觉得，妻子也没错，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
仇不报了，可身体也垮了。2013年冬天，老杭右腿奇痛难忍，他退掉了自力巷的房间，变卖了全部家当，打算回家治病。治病花掉了所有积蓄，腿却没好，无奈之下，老杭选择回归。
就这样，65岁的老黄，和67岁的老杭，出走半生，归来仍是棒棒。辛苦了半生，依然在漂泊。
老杭和老黄
讨生活不容易，自力巷的棒棒们，每一个都活得斤斤计较。
老黄有次搬家，五张架子床，从街这边的四楼搬到对面二楼，每架报酬5块。
楼是重庆的老式筒子楼，楼道像鸡肠一样窄，架子床体积又大，四处磕磕碰碰，搬起来很费劲。
等搬过去、整理完，老黄发现，不是五架，是六架。
他几次跟张麻子要求，多给10块，对方不予理睬。走的时候，老黄“死皮赖脸”地，从张麻子房里“借”走了一把电热水壶。水壶虽然不值钱，但多少算个安慰。
“流汗挣钱，如果吃亏太大，晚上会睡不着觉。”
睡在老黄楼上的老甘，更是自力巷53号计较的典范。
老甘
他和朋友老金搭伙过日子，谁当天花钱买了吃的，吃白食的一方就得接受使唤，下厨、洗碗。
但男人的自尊心又不允许自己被使唤，为了拯救他们之间脆弱的友谊，俩人约定遵守严格的AA制：
“主食和调味料的钱平摊；两周吃一次肉，跑腿干活的一方少出两块；非正常加菜，由出钱一方决定是否分享。”
俩人散伙的那天，连米都要平分。
不愿意别人占自己便宜，也不愿占别人便宜，是自力巷的生存准则。
何苦拜老黄为师时，原本俩人约定：第一个月不分钱，赚的钱全归老黄。但一个月后，老黄反悔了，他拿着一摞票子走进何苦的房间，坚持要把1034元所得分给何苦一半。
尽管，他不会算术，连俩人分多少都搞不清楚。
何苦一再拒绝，但老黄比他更坚决，索性把钱“摆堆堆”，按面额一边一张。
那一刻，何苦觉得自己再不接受，就是对这位劳动者的亵渎。
他们挣得不多，计较起来令人咂舌，却坚守着最基本的，做人的本分和劳动者的尊严。
跟着老黄干棒棒久了，何苦不止一次见识到，老黄的“本分”。
有次老黄挑着两个箱子，跟雇主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天又下着雨，他们走散了。老黄守着价值一万的货物，从下午等到半夜，脸都冻僵了。
凌晨时分，通过执勤的警察，他找到了雇主。雇主连连感叹“你真是个好人”，给他100元作为酬劳。
老黄坚持只要30。
20是说好的价钱，10块是多淋了雨，又等了一晚上，应该多加的工钱。
老黄没什么文化，但他有一套最朴素的劳动人民的哲学：该得的，少一块都不罢休；不该得的，多一分都不贪心。
自力巷53号的每个人，虽然命运都有着同样悲苦的底色，活法却不尽相同。
老黄的房东大石，可以说是自力巷里资历最老、混得最好的棒棒，为了还债，1982年和妻子撇下刚满周岁的儿子，双双拎着扁担进城。
那是重庆棒棒的黄金年代，朝天门码头日日人声鼎沸，舳舻蔽水；加上山城的特殊地形，码头出来都是又直又陡的坡，卸货、下客，都得找棒棒。活儿多得供不应求，常常是这件货物刚放下，还没站稳，下一个雇主就到了跟前。
大石于是甩开膀子干，白天在朝天门接活，晚上给解放碑的饭馆和煤店担煤，每天最多可赚两三百元，比普通城里人一个月的工资还高。
但好日子在九六、九七年前后到了头。1996年，重庆市区开始禁煤；次年，重庆挂牌成立直辖市。城市建设轰轰烈烈地开展，重庆一年变一个样，需要棒棒的地方却越来越少，很多人在那时退出了棒棒行业。
面对变化，大石迷茫了一阵，转机出现在自力巷53号的房主找上门来。因为资历老、可靠，房主想把房子委托给大石收租。
当上二房东后，大石逐渐开窍，赶在轻轨通车前后，陆续在南岸区盘下八套闲置房，靠收租金，一个月收入也可过万。
如今，大石一家人早就离开了自力巷，住进了南岸区宽敞明亮的楼房。
衣食不愁后，大石有了新的人生追求——供女儿考上大学。“和真正的城里人相比，家里只差一个大学生了。”
作为旁观者，何苦欣赏大石的求变、求新，“懂得在这个时代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不断适应新的时代。”
和头脑灵活的大石相比，老黄好像活得有点笨。他当了22年棒棒，始终没有离开过他蹲守雇主的老地方，直到旧城改造波及到这里，施工围栏挡去了所有雇主。
何苦建议他们去朝天门批发市场寻找新的出路，老黄的态度很消极，一会儿埋怨接的活价钱便宜了，一会儿念叨错过了老雇主。
没过几天，因为受到了朝天门“家棒棒”的威胁（重庆棒棒江湖的行规：有固定地盘、雇主的是“家棒棒”，没有即“野棒棒”），他们又回到了生意惨淡的老地方。
老黄很少主动做出改变，总是由命运推着向前走。
自力巷拆迁，排危通知在墙上贴了好几个月，拆迁人员也上门做了“最后通牒”，老黄还是贪图这里便宜的房租，没有搬走。
直到拆迁在一个清晨猝不及防降临，老黄出门上个厕所的功夫，他的所有家当，包括身份证、银行卡和2300元现金，全部埋在废墟之下。
为了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老黄不得不冒死潜入。
对身体的变化也很迟钝。老黄从自力巷53号的楼梯上摔下来过，当时他半边身子发麻。随着发麻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何苦左请右劝，他才去了巷子里的小诊所。
“高压200，低压105。”老黄的血压已经远远高出了正常值，诊所大夫劝他一定要去大医院住院治疗。
老黄还是选择开点便宜的降压药了事。
自力巷拆迁后，没有钱，他和何苦流落街头，5天没吃降压药，夜里血压飙升，晕倒在街边。
何苦要送他去大医院，老黄坚决不肯，“去大医院，挂号都要不少钱。”
他宁可自生自灭，“死就死了，死不了就赚到了。”
老黄终归是捡回了一条命，被女儿逼着去了医院，诊断结果是“高血压遇上脑溢血”。医生责怪地说：“你拖得太久，一个多月了。”
跟老黄走得最近的何苦，把老黄的一生坎坷，归咎为他自身的“不善于改变”。
“埋头拉车必须要抬头看路，大石和他一样遇到了很多坡坡坎坎，但是人家早就看到前面有个坎，可以绕过去嘛。而老黄是走到那个坎下面，才发现遇到坎了，竭尽全力爬过去。”
可是命运，何曾给了老黄抬头的余地呢？
病来如山倒的老黄，回去只休整了一阵子，稍有起色就马不停蹄地回了自力巷，因为女儿一家在镇上贷款买了二手房，留给他们的时间还有两年，每年要还十万块。
为了这套房子，女婿远走西藏修路，女儿在电子厂打工，两班倒，每天睡不到四个小时，外孙被留在老家，成了留守儿童。
老黄“只要还爬得动，就一定要出来挣钱”。
然而这个时代发展之快，留给老黄的赚钱机会实在不多了。
去工地，一天报酬150元，但老黄抡不动锹镐，只干了一天就被解雇；跟老杭一起找了个贴胶带的活儿，高血压手抖得厉害，贴不整齐，一天报废了400多米，又被提前“下班”；去给别人钉标牌，不识字，把男厕所的牌子钉在了女浴室的外面。
如果不是逼不得已，谁不想做又轻松又能赚钱的工作，谁会想要当棒棒呢？
那些相信自身努力的力量的人，很少会提起“命运”这个词，“逆天改命”的励志叙事大受欢迎，“越努力，越幸运”的口号，随着主流传媒和娱乐产业的宣传，深入人心。
但在这些底层劳动者的身上，命运的痕迹，就像那根压在他们肩头的棒棒一样，沟壑纵横，历历在目。
经过14个月的跟拍，何苦的纪录片，2016年在网上播出。几乎每一个看过片子的人，都牵挂着老黄他们此后的命运。
何苦在2018年回访了他们。彼时，昔日破败的自力巷已被改造成繁华的金融街，原来住在这里的各位，四散天涯，没有人再当棒棒。
老黄一家刚还清房贷，女婿又想买车，一个月还款2000，女婿认为没有压力。可老黄不这样认为，他赖坐在车前，阻止女婿提车。
最终一个人没能扭过两个人。女婿开车载着全家人驰骋在乡间，道路崎岖，但他开得很稳，他扭头问老黄：“老头，舒不舒服啊？”
老杭在一次去银行存钱的路上，被骗子以“办养老保险”的名义，骗走了他辛苦攒下的1140元钱。纪录片播出后，骗子良心发现，把剩下的510元寄还给他，在信中深刻反省：
“当一个有道德的坏蛋，还不如做个好人。”
老杭通过何苦的镜头跟他隔空喊话：“那个有道德的小兄弟，钱还不还都没关系，只要你改邪归正，过好生活就行了。”
老杭能这么释然，跟他干了一件大事不无关系。回老家后，老杭为自己打造了一副棺材。
棺材打好，老杭觉得自己这辈子已经功德圆满，“再好的房子也只能住几十年，只有棺材是永远的陪伴。”
大石的闺女如他所愿上了师范，毕业当了老师，赚的第一份工资就花掉2000多，给大石两口子买了一件按摩仪。
她亲手给老父亲示范操作，看着大石后背以前当棒棒时留下的伤疤，女儿眼泪扑簌簌往下掉。
2019年，老黄70岁大寿，他们再一次聚到了一起。
而今，老黄去世。何苦的镜头，再也聚不齐自力巷53号的老头们了。
镜头之外，还有更多的老黄、老杭、大石们，不管有没有人在记录他们，他们都在认真地活着。
不管命运给了他们怎样的苦酒，也不会屈服。
看似默默无闻地来和去，其实大地上早已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就像何苦缅怀老黄时说的：“这座城市不再有你，这座城市永远有你。”
图片源于纪录片《最后的棒棒》。
参考资料：
1、剧版《最后的棒棒》. 2016
2、影版《最后的棒棒》. 2018
3、万达电影《专访“最后的棒棒”导演何苦》
4、三联生活周刊《豆瓣9.7，他用一部低成本纪录片见证了一个棒棒群体的最后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