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曾说：“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党史学家公认，斯大林主要指托洛茨基。

这是一个在世界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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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斯大林首先办的事是口授一封电报：“转告托洛茨基同志。1月21日6时50分，列宁同志猝然逝世。死亡系由呼吸中枢麻痹所引起。斯大林。”

一些苏联领导人后来被冠以“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重要参加者之一”，托洛茨基从来不需要用“之一”来肯定其历史地位。

俄国沙皇统治被推翻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掌握了国家权力。它在1917年7月血腥镇压革命群众后，宣布要用铁和血的手段建立秩序。新任俄国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在美英法等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 9月7日发动了叛乱。他以维护首都秩序为借口，把亲信部队——克雷莫夫的哥萨克第3骑兵军和由高加索山民组成的“野蛮师”调往列宁格勒，不仅要镇压工兵代表苏维埃，而且向临时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逼临时政府成员全体辞职，并把全部政权转交给他。叛军还宣布在首都，喀琅施塔得、芬兰、爱沙尼亚等地实行戒严并成立战地法庭。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不得不求救于苏维埃，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掌权的苏维埃又不得不借重于布尔什维克党。布尔什维克党同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结成暂时联盟，共同对付科尔尼洛夫。在党的号召下，彼得格勒等地的工人和士兵积极地行动起来，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也积极地投入了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9月12日，克雷莫夫看到叛乱成功无望而自杀，科尔尼洛夫被撤职并被逮捕。叛乱被粉碎了。彼时，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十月革命期间，托洛茨基更担任着关键的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即使在电影《列宁在十月》中，当“面包会有的”瓦西里掩护列宁四处化装躲藏之时，斯莫尔尼宫的起义组织领导没有停顿。若要还原历史真实，电影中在斯莫尔尼宫具体指挥武装起义的人应该由斯大林换成托洛茨基。

如果从反面进行论证，西方唯心主义历史学家德·阿宁在评价十月革命时认为，“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完成，首先有赖于列宁的百折不挠的狂热和托洛茨基的恶意煽动”。

研究历史的一个悲剧在于，从敌方那里，才能重获从己方失去的公正。

所以，十月革命后，斯大林仅出任民族人民委员。而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被人们称作“红军之父”的，是托洛茨基。其肖像与列宁并排悬挂。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称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

这种历史地位难以被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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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又是那种时时刻刻都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的人，而且语言又极其尖刻。

1927年4月6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说：“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以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因此，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

6天之后，蒋介石便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托洛茨基嘲笑说，斯大林讲人们应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然后像对待一个挤干的柠檬把它扔掉，几天以后这个被挤干的柠檬却夺取了政权和军队。

文过饰非，功劳归自己，错误归别人，斯大林领导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种作风由此开始。所以托洛茨基派的维克多·西尔格一句话就把布哈林弄得面红耳赤：“我们当然也可以用一个‘如果’来概括这许多‘如果’:‘如果小资产阶级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话’。”

按：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曾任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曾经被誉为苏共“党内头号思想家”。虽然列宁逝世后，他同斯大林站在一起，在战胜“新反对派”和托季联盟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和斯大林的政见分歧于1929年被解职和开除苏共。大清洗时，斯大林指控布哈林委派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刺杀列宁，暗杀基洛夫、明仁斯基、高尔基，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并以“叛国罪”判处布哈林等被告死刑，年仅49岁。1988年布哈林被恢复名誉。

应该承认，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是托洛茨基最先发出的警告。当苏联与共产国际领导人普遍将蒋介石当做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时，托洛茨基已经在提出要警惕蒋介石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

托洛茨基在苏共内部较早认识了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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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并慷慨激昂地阐述了国民党的“世界革命概念”。他说，俄国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应该帮助中国完成革命；在德国和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俄、德、中三国结盟，开展对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靠德国人民的科学实力，中国的革命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俄国的农产品，我们就不难完成世界革命，我们就能消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

蒋介石最后说：“我们希望在三五年之后，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民族革命将顺利完成，很快达到这一目的之后，我们将转入第二阶段——宣传共产主义口号。那时，对中国人民来说，将很容易实现共产主义。”

大会给蒋介石以热情的欢呼。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请蒋介石“向中国国民党特别是向孙中山同志转达共产国际热烈的兄弟般的问候”。

一片热烈的气氛之中，44岁的托洛茨基冷冷地坐在一旁。

托洛茨基称病，直到代表团临动身返国之前，才会见蒋介石。面对刚刚呼吁完世界革命的蒋，作为这一革命的狂热信徒，托洛茨基竟然只字不提世界革命。

蒋介石是慕名而来。苏俄红军之父、激烈的革命家、狂热的煽动家，甚至是不择手段的阴谋家，东西方的各种评价搅在一起，使蒋介石未见托洛茨基之前，心中就充满一种莫明的激动和冲动。

面对蒋介石等待指教的殷切盼望，托洛茨基装作对中国问题不甚了解。他对蒋说，他难以给代表团出什么主意。他不大相信中国能够接受社会主义革命。至于如何支援中国革命，他还未考虑好。

蒋介石向他转述孙中山的建议：从华南和蒙古兴兵，夹击中国北方军阀。

谁从蒙古出兵，孙中山没有说，蒋介石也不明谈，却显然是指望托洛茨基领导的红军。曾经设想过派遣骑兵军横穿阿富汗到印度去发动革命的托洛茨基，为什么不能率领军队穿过蒙古进入中国呢？

历来偏爱冒险决策的托洛茨基这一次却分外清醒理智。他说明，苏联出兵直接援助孙中山的军队是不可能的。此前他已经说过，只要孙中山专事军务，那么在中国工、农、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中就会像北方的张作霖和吴佩孚一样，不过是又一个军阀；那样，革命运动不可能胜利。

托洛茨基对蒋介石泼的都是凉水。会见没有出现本应出现的高潮。尤其是托洛茨基说，中国若没有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党，这个党若不进行目的明确的政治和宣传工作，“即使我们给许多钱，给予军事援助，你们还仍然会一事无成。”这些话令蒋介石万分气恼，给他的刺激也最大。

不知为何，托洛茨基第一次见革命红人蒋介石，就充满戒心。

在当时，中苏两国的报刊和出版物，皆不提这次会晤，这对于革命迫切需要宣传的中国国民党来说，实属罕见。

尖锐的托洛茨基和圆滑的季诺维也夫是失败者。1926年10月，二人被开除出政治局。一个月后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季诺维也夫又被解除共产国际主席职务。以布哈林出任第一书记的共产国际，从组织上确立了斯大林对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的领导地位。

列宁晚年病中一再求助、并决心与之一道反对官僚主义的托洛茨基，最终被戴上了“反列宁主义”甚至更严重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的帽子达数十年之久。中国共产党人也长期接受了这样的说法。只有当随着国际形式不断发展，这位十月革命时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才终于获得越来越趋近历史真实的评价。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有这样的表述：“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

这种评价的变化确实来之不易。

1952年版《毛选》对托洛茨基的注释是：“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于1937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作过如下的说明：‘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诚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因而也就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基本上全盘照搬苏联的观点。

1991年版《毛选》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则修改为：“托洛茨基（1879～1940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1927年11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话锋已经开始转变。

1999年版《毛选》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已经变为：“托洛茨基（1879～1940年），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26年10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杀。”客观描述占据主要成分了。

这是位既才华横溢又矛盾丛生的历史人物。他对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形势作出了比斯大林更为客观的判断，但他的认识就100％正确而毫无问题吗？他会见蒋介石时装作对中国革命一无所知，其实那时他已经对中国革命发生了很大兴趣，后来还出版了《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但出了书的托洛茨基就真正弄世了中国革命的问题吗？

的确，是他最先提出要警惕蒋介石，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又立即提出要警惕武汉的汪精卫，这些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但他又认为中国革命不应分为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宣称“中国革命如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帝国主义。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又有着共同的利益。买办资产阶缓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任何一种统一战线都是不可能的。”

托洛茨基陷入了自相矛盾。他看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弱小，却忘掉了与此同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弱小。于是他低估了农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他的结论是：只有工人运动的高涨才有农民运动的高涨。在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情况下，红色政权在落后的农村无法存在。

托洛茨基认为只有在大革命还没有彻底失败以前，提出苏维埃口号才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形势处于高潮时没有组织苏维埃，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却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一切都太迟了。因为无产阶级现在只能进行秘密活动，而秘密活动是无法组织苏维埃的。尤其在失去了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只有转入农村的时候，苏维埃更不可能在农村得到实现。

托洛茨基反对在中国先进行民主革命，否认统一战线，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和农村根据地的作用。他根本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农村根据地能够夺取政权。

他自信地认为列宁之后，只有他自己手中握有真理。

真理却不是任何人能够独占的。

嘲笑了斯大林的托洛茨基，又反过来嘲笑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

当斯大林开始不断修正对中国革命的判断、使之越来越接近实际之时，托洛茨基却开始偏离原先的正确判断、越滑越远。

真理和谬误，就这样永远在历史中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