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桑田，古已有之，只不过弹指一挥间。社会在历史中变迁，人在时间中进化，亘古不变的是乡土气息。袅袅炊烟，小小村落，一直点缀在过去的历史画卷里。乡土，一个朴素的再不能朴素的词语，却承载了历史的厚重，文化的沧桑。宫阙万间都作了土，屈指可数的断壁残垣横亘在荒郊野岭，时间风蚀了漫长的历史，却未湮没乡土气息。在遥远时空，乡土气息开始酝酿，一酿便是千年，奔走而来，醉了历史，美了文化。
不妨先从书名中的字说起，“乡”字《说文解字》这样解释到“乡，国离邑民所封乡也。啬夫别治封圻之内六乡六卿治之。”可见乡是基层的政治组织，是出于国家统治的的需要。对地域的划分，也是文化的划分，血缘关系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地域和人造就了别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如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客家文化，闽南文化，此等例子不胜枚举。再说“土”字，我们生活最为司空见惯的物质，有着广泛的分布，普遍意义来说，“土，水，人”构建出了人类璀璨的文明。《说文解字》载“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土物出形也。”《易经·离彖传》“百谷草木丽乎土。”土地孕育了万物，万物感恩于土地，在中国古代有着祭祀土地的传统，及“社稷”之说，社指土地神，是以农为本的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原始崇拜物。““社”反映我国古代以农立国的社会性质，起源于原始时代的生殖崇拜，母系社会中，妇女有这很高的位置，而土地有着女性的特点，孕育万物。中古代的几次大的变革，都和土地有着直接的关系，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及近代以来的“土地革命”，在任何国家，谁解了决土地问题，谁就得到的国家最广大人群的支持，谁就革命取得了成功。而和土地关系最密切的人，毋容置疑就是农民。农民作为在土地上生产力的创造者，和土地息息相关，自然而然视土地为子女。在这种乡土环境下，也就决定了农民的乡土特征，这中特征包含三方面，建筑方面，生活方面，性格方面。就建筑而言，枕山而居，就是家园，一般靠近田地，便于耕耘，一到农忙时节，半个身子就插进了土地。建筑格局相对单调，户与户之间，比肩而邻，产生了一种区别于血缘关系的社会关系，邻里关系。生活方面，具有一定的时限差异性，这个取决于社会发展程度，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生活相对简朴。《史记、李斯列传》载“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环境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农民生活在乡土中，性格不免有些土的特征，经常听到城里人说农村人土头土脑，这里的土头土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贬义词，之所以用这个词来形容，因为可以恰如其分的反映农民的淳朴，老实。正是这种乡土环境，决定了农民生于斯，死于斯文状况，极端的乡土特征，也就是老子所倡导的“小国寡民”国家格局。《老子》第十八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里不是说乡土环境固步自封，而是阐明乡土社会的宁静安逸之特征。再说题目中的“中国”，费孝通先生意在创设一种大时空，既未限制时间的区段，也没有限制空间的大小，而是放眼古今，放眼全国各地。目的在于概括漫长历史中延续的，积淀的乡土中国特征。按照作者的写作思路可以得出他的意图: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礼治、无讼、长老、名实分离，均为大时空的乡土社会的特征的概括。
费孝通先生在《文字下乡》一节中说：“有些人因为乡下人不识字而认为他们愚蠢，而文字下乡难是因为在“面对面的社群”，在其工作生活中，不需要文字。”在《文字下乡》这章主要阐述导致文字下乡难得原因，以及文字下乡难，不能以此断定，乡下人没有文化，或者愚昧，而是乡土环境决定了他们不需要太多的文字。在清代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从孔子创办私塾教育以来，经历漫长的历史积淀，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以及经过宋元明等斯月之风的盛行，私塾教育遍布城乡。费孝通于民国二十五年在开弦弓村看到村民生产生活中没有文字的需求，是个事实。在宋元明清中国乡村私塾教育兴盛，从侧面印证文字下乡有一定的阶级性，需求与供应的关系。先说阶层性，具体而言，这是由农民得家庭收入作为划分的，教育需要一定的花销，在贫困家庭，这显然一笔大的开销，而乡土环境中绝大数是贫农阶层。再说供应与需求的关系，私塾教育中科目主要以讲授儒家经典为主，很少涉及农业生产技能，最为主要的一点，私塾教育服务于科举功名，而农民最注重投入的时效收益，短期的投资就能获得实在收益，注重解决当下的问题，科举私塾教育作为一个长期的，收益不一定有的投资行为，自然而然就相对淡化教育观念，时至今日，在我国一些贫困的地区任然存在教育观念落后的现象。乡土环境中，曾经有教育，它不是帮助生产生活，而是服侍科举功名。
费孝通先生曾经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最高荣誉“赫胥黎奖章”的《江村经济》一书提到这样一个案例:
学校里注册的学生有100多人，但有些学生告诉我，实际上听课的人数很少，除了督学前来视察的时间外，平时上学的人很少超过20人。……如果你在村里走一走，就可以看见到处有三五成群割草的孩子，有些还不到岁。……文化教育的价值在人们眼里，还不如孩子们割草直接为家庭收入做出的贡献大。
在这个案例中，更能确切的反应，人在社会生产中，都有一个共性，既注重当下的，毋庸置疑，当下的就是最重要的，最需要去解决的。在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乡土环境中，需要的是生存，而非生活。在私塾的教育模式中，先有需求，而供应迅速反应需求，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呈现出供求关系中每每呈现出的弹性的现象。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深刻揭示了人伦关系，社会结构，差序格局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什么是“伦”?《说文解字》“伦，辈也。”伦理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早期，在早期以前，又轻微的乱伦现象，商朝早期也流行过转房婚。又称收继婚、升房婚、转亲婚、叔嫂婚。一般而言，转房婚是指父亲死后某一特定的儿子收娶其后母，或者兄长死后弟弟收娶其嫂，或者弟弟死后兄长收娶其弟媳。商朝后期，国家进行了制止此类现象，对伦理观念做出巨大的贡献的就是孔子了，当然在孔子之前，周朝作了不少奠基性的工作，如我们所熟知的《周礼》，伦理观念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表现，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在《礼记·祭统》提到人伦十伦的“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此之谓十伦。” 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言“差”。父子、远近、亲疏，在言“序”。简单一点儿，这就是差序格局了。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论语》记载了孔子关于人伦这样一个和齐景公的对话。“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来经过董仲舒总结创新，提出后来所谓的三纲五常，最早出现在《春秋繁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三纲是行为准则，无常是调整这种行为的规范，达到治天下的目的。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直接叫“三纲五常”为“存天理，灭人欲”做先锋，以此来进一步束缚人的思想。
费孝通先生为了形象的说明“差序格局”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样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其实人的一生，就在创设一个圈子，且尽可能希望这个圈子大，能够波及到别的圈子，构建这个圈子的主要因素，除了先天性因素，既家庭环境，父母的圈子，最重要的是圈子创设者的受教育程度，努力程度，人际交往半径，以及所从事的工作。
“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这也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我们称这种社会为“人情社会”，在人情社会中，只有自己强大了，才有人情而言，弱者无交际。婚姻，攀龙附凤，门当户对；为政，拉帮结派，官官相卫。
“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乡土基层组织机构催生出一种绵延千年的“家族”制度。家族由姓氏文化衍生而来，姓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若干氏族组成一个原始部落，部落内各氏族又独立存在。家庭作为家族的单元，靠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婚姻生育来维系和发展。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传统，一般以姓氏来惯称，姓就作为识别和区分氏族的特定标记符号应运而生。在史书一般对著名的家族以“家族名人的名字和世家来命名”如《史记.孔子世家》，记录家族历史和迁徙的书我们称之为“家谱”，家谱文化也是家族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许多家谱中都有家族制度的极为详细的资料，如家族的组织系统、家族的财产管理、族训，族里出了什么名人啊等等。家族中居于统治者的人就是族长，既长老统治，统治的主要手段是礼法，礼法一个家族社群行为规范的准则，当然任何人都不可以逾越，因此靠礼法来维系家族的有序，运作。这种礼法在一定程度具有同法律一样的力量，但又多了几分人情，如《红楼梦》中贾氏家族，权利的核心就是贾母了，不要说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在家族中，当女人成为最高辈份时，权利地位绝对高。再这种长老管理的情况下，农村社会表现的一个特点“慢”，乡村社会有多慢，政治社会就有多慢，思想社会也就有多慢。传统是一切的中心，那最有资格代言传统的长老们，传统代表的长老自然而然就有着不可置疑的权威。这种传统在礼法的保护下保持着稳定，长期绵延，构成一部完整的封建史。
《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孪生之作，一个微观，在小社会中窥探大时空社会，一个宏观，在大时空探讨小社群。；《江村经济》是对农村生活全面的勾画，《乡土中国》是对传统社会秩序的思考。
费孝通在开弦弓村做了深入的调查，后离开村子对调查作整理。在微型社会中，研究中国农民的生活。局部推断整体，或许判断的过程会出现错误，再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江村经济》中的“微型社会学”研究为理解中国社会的整体特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个村庄的研究，可以抓住制约农村的主要矛盾，从主要矛盾入手解决问题，可以直接服务于该村庄，以及同类型的村庄的改善。
《江村经济》主要阐述以下关于农村的问题，也就是费孝通先生的写作思路:调查区域、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资金、 中国的土地问题。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维方法，一个事物过于庞大复杂，应该对其进行解剖局部研究，从局部再来看整体的特征，从微型——宏观，再从宏观——微型。
乡村社会无疑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也是中国的主流社会。尽管在经济化信息化的今天，乡土社会正在被吞噬，逐渐的被新时代所遗弃。自洋务运动以来，已经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渐渐地变化，变化也是利弊并存，寻求最大化的利是农村社会城镇化的变革方向。农业文明的背后固然有很多问题，但也不能忘记几千年农业文化滋养的中华文化。从远古图腾、青铜时代、先秦诸子、楚汉浪漫、魏晋风度、盛唐气象、宋元山水意境，到明清文艺思朝。文化就像河流，在行走中搬运、塑造我们的社会。
费孝通先生所言：“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怎能不去认识我们所处社会的经济、文化。
附作者简介:费孝通（1910~2005年），江苏吴江人，中国现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著书立说，影响深远，获得国际社会的极高评价。他先后获得美国马林诺斯基应用人类学奖、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荣誉院士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