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edee
这是“1978-1987那十年”的倒数第2篇。1986年的中国社会，越来越宽容，变化越来越快，阵痛也越来越多了。
1986年的元旦，但凡家里有电视的中国人都会充实且难忘无比——央视版《西游记》正式开播，也是央视版四大名著电视剧的首部作品。
关于这部名著电视剧有多经典有多下饭，有多少往事和传奇咱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只记得电视剧播出的时候，《西游记》其实还未拍完，整一年央视只正式播出了1到11集，直到1988年，这部25集电视连续剧才完完整整地和观众见面。
毕竟只有一匹白马，一台摄影机，经费不多，演员不够，要走的地方太多……
更重要的是，86版《西游记》还着重将原著中的冷、酸、苦、涩去掉不少，加上原著本没有的温情——唐僧在油灯下为孙悟空认真缝着虎皮裙，孙悟空放过了那些和唐僧吟诗作对的树精杏仙，女儿国的今生来世……通过无数个十几寸的小方荧屏，重新讲述给了全中国人。
总体来说，就是一群会演戏也懂原著的人，用尽心思拍了一部朴实、真挚、迷人，处处可以反复细品的好戏。
它成为了那个时代，娱乐与文化，现代与古典的集大成者，让中国人的心灵充实和浪漫起来。
1986年的春天，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在文化娱乐方面有了猪突猛进级的飞跃——几年前被老干部们视为“靡靡之音”，恨不得彻底拍死在办公桌上的流行音乐，终于成功地登上了“大雅之堂”。
起因很简单，联合国将1986年定为“国际和平年”。这让世界流行乐坛的带头大哥们福至心灵——腐国的Phil Collins率先领着一群桀骜超星合唱了一首《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彻底点燃全世界流行歌坛救赎埃塞灾民，捍卫世界和平的决心。
之后是美国以迈克尔·杰克逊为首的极品大合唱《We are the world》，海峡对岸罗大佑创作的《明天会更好》……每一首歌都深深刺激着国内的流行音乐人。他们发现，原来国外的流行乐圈已经玩那么大了？！居然可以用一首歌影响整个社会，甚至拯救苍生。
国内流行歌坛也忍不住摩拳擦掌了起来。
某天，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的一个编辑找到中国音乐家学会最年轻会员，当时已被视为“中国流行音乐第一人”的郭峰。
前者单刀直入：“我们为什么不也做一个百名歌星演唱会，献给‘世界和平年’？”后者对这事儿早已壮怀激烈久已，笔杆子早已饥渴难耐，只是苦于没有背景支撑。谁知刚想瞌睡就送枕头，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自己送上门了。
图片来源于知乎作者
于是乎，《让世界充满爱》三部曲及相伴的“衍生附属品”第一届百名歌星演唱会就此成行。而对于1980年代国内乐坛而言，《让世界充满爱》无疑是整个10年间最重要的作品——它不仅让流行乐顺理成章地脱去“靡靡之音”的帽子，还开了国内“公益歌”的先河。
还有一个小到不能小的因素：这首歌请来了100多位歌手，既有当时最重要的歌手，毛阿敏、田震、王虹、孙国庆和赵莉 等，还有更多即将成名的歌手韦唯、蔡国庆、常宽、程琳、付笛声……以及崔健。
不少人依然清楚记得那些带着雪花点儿的旧影像——5月，北京首都体育馆座无虚席，在童声合唱的序曲声中，一百位歌手穿着或红或黄的外套搭配牛仔裤走上简陋的舞台，由韦唯亮开第一嗓。
虽然当时的影像资料早已糊到不行，但依旧可以感受到每个人都唱得无比陶醉——常宽无比陶醉地伸出双臂，韦唯无视规定将长发彻底放下，20岁的蔡国庆活力无边，最夸张的莫过于第三排一边唱一边跳起霹雳舞的崔健。
而整场演唱会下来，最让人过目难忘的歌手，也是崔健，以及他那首《一无所有》。
其实在这场演唱会之前，崔健之名不能说是德高望重吧，也至少是默默无闻。在第一届“孔雀杯”全国通俗歌曲大奖赛上，他首轮即被淘汰出局。但郭峰慧眼识人，认为老崔必成大器，是评委的耳道被堵住了。所以郭峰将他塞进百大甚至作为了《让世界充满爱》的领唱之一。
崔健不仅超额完成领唱任务，还用怪异的打扮和一首闻所未闻的新歌，让督场的老干部气到胸口发紧差点拂袖而去——抱着一把吉他，穿着件半长褂，一边的裤脚挽着，一边的裤脚放着，一高一低的，怎么看都像一砸场的该溜子。
但当他站在舞台中央，用粗粝的嗓子唱出第一句“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后，现场的气氛陡然沸腾！
“感觉好似大木头当胸给撞了一下。”有人这样形容。
两个月后，《一无所有》的唱片和磁带出现在市面上。原本默默无闻的社会青年崔健一跃成为了中国摇滚大哥，成为了北京工体馆30多年来的首席传奇。
无数的摇滚青年迷茫了：“我们相信的全是假的，我们白活了，我们就是虫豸，我们就是一无所有！”
崔健曾表示：我写《一无所有》完全是出于无意，歌词其实什么也没写。他的重点是声音是节奏，是在一片沉默中突然爆发出的呐喊！听听他有多憋屈，听听他有多激动，这才是中国年轻人应该做的。
中国给“国际和平年”献礼，就是如此的特别。
1986年，各类新鲜事物在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车圈也不例外。
比如在河北宇宙的中心保定，中国汽车细分市场出现了一个如今看来让无数城里人眼熟且眼馋的新成员：皮卡。
缔造者是保定造车圈的首位带头大哥，始建于1949年的河北中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当然了，那时候人家还叫河北保定汽车制造厂，一个官方的不能再方的名字。
在捣鼓出中国首辆皮卡之前，大哥已经拿下三个全国第一：第一辆三轮载重汽车，第一家成功出海的中国车企（按你胃，海到哪里不重要，反正就是出了），以及第一辆四轮轻型汽车诞生（貌似这项有些争议）。
总之当时中兴汽车在大河北属于真正的造车顶流。刚成立一年多的长城汽车看他家的眼神，就像慕思仰望海丝腾般，充满了虔诚。
不过大哥的眼里还有更大的大哥，就是北汽。两位大哥在1986年深度合作了一把——以闻名遐迩的BJ121——的底盘为基础，开发出了一款名为BQ1030的“客货车”。其实就是皮卡，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什么皮卡的概念，就按照这车的外观和作用，给起了这么一个绕口又形象的名字，还被划拨在了轿车范畴。
饶是如此，它依旧是中国第一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皮卡，因为无论其长相与外观有多平庸，自带车斗的皮卡属性是无法改变的。
也就是这款平平无奇的“客货车”，却打开了中国人对汽车细分市场的全新认知。自BQ1030在1986年下线以来，中兴大门口就经常出现拿着现金彻夜蹲守排队购车的奇观——1000辆的年产量根本就不够卖的！
来不及造 不够卖的现状也让相关部门震惊了，不久，中兴汽车就拿到了3600万元人民币的官方投资，车厂开始对总装、冲压、焊装、检测等工艺进行全面的升级换代，还引进了上百套当时颇为先进的丰田Hilux YN85皮卡生产设备，在此基础上进行研发与改进，以实现皮卡的国产化与规模化制造。
自下而上的奇观叠加在一起，给整个保定车圈极大的震撼，并为后者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自1990年代开始，无数原本靠着三轮车和小货车起家过活的保定小车厂纷纷开始效仿大哥，生产起了“客货车”和SUV，且多为小巧玲珑、省油又廉价的仿日式皮卡。老百姓们也喜欢这种和小轿车截然不同的新车型——既能拉货又能坐人，价格还更便宜！
保定成为闻名遐迩的中华皮卡之都，以“野马大”（田野即中兴汽车 天马 大迪，全是以客货车起家的保定老车厂）为首的保定皮卡一时风靡中国北方车圈。
“中国皮卡元年”出现了，虽然如今看后头的日子并不好过。
6月，长春市终于叫停关于君子兰的买卖。
乍一看，这则针对花花草草的“敕令”极为荒唐。事实上，长春的经济发展咽道差一点被这株小小的石蒜科植物掐断。
一切的起因源自1932年，一位日本园艺家将两株君子兰引入了伪满洲国皇宫以欢愉溥仪——解放后，这两株君子兰已有了数不尽的子子孙孙，而进入1980年代，这些子子孙孙的子子孙孙已在长春家家户户落地生根。
甚至在1984年，君子兰已成为了官方认证的长春市市花。据说不少民间能人培育的新品种让日本花卉专家都惊叹不已，愿意来东渡取经，也让不少当地人发现了与众不同的新商机——种花。
当时，长春市政府明确提出无论成龄君子兰或幼苗，一律实行买卖双方自行议价。还划出不少地段专门交易君子兰。有关部门甚至要求每个家庭至少要养3-5株君子兰，种得不好一边凉快，种得好拿奖。长春这座包裹在风雪中的东北工业重镇，彻底陷入了花的海洋与泡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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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长春市民前赴后继地将全副家当和全部身心扑在了阳台的方寸之间，只为能养出一株价值破万的小花，因为他们听到了太多一夜暴富的真实案例——当地养兰大户王显文将一盆花儿卖到了隔壁哈尔滨，赚了14万元人民币；另一位养兰大户以5.4万元的高价将一盆花儿卖给了沈阳市的一家单位；还有人用一盆花换了一辆皇冠轿车。
更多普通人依靠君子兰彻底改善了生活质量，比如一株花换一台三洋牌18寸彩电或一台原装夏普冰箱啥的。
当年，相声大师侯宝林在长春表演时，还现拿了一个梗：现代长春城的三大名产，汽车、电影、还有君子兰。
1986年，君子兰的风口已经乱到理解不能的地步——有人在花卉市场东门买一株花儿，走到市场西门转手卖掉就能获利几百元，天天如此，就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罗马生活。
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场投机泡沫就是这么奇葩，感觉孙宇晨老师见了会拍断大腿后悔晚生20年。
还有更要命的，因一株花跑去龙场悟道的人越来越多。
有数据显示，1985年1到5月因花儿引发的盗窃和抢劫达到243起，平均每月近50起——有人贪污公款去买君子兰；有检察官带着亲兄弟全副武装抢劫一盆君子兰；有人偷了17株君子兰后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还有人为了亲哥家的一株君子兰直接将兄嫂灭门被抓后判了死刑……无数人在心魔的驱使下，君子兰已成为了要命的菟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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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长春市政府认为长痛不如短痛，下发了《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里头最重要的一点是：禁止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用公款购买花。另外，各级领导干部只准养殖观赏不准出售；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倒买倒卖活动，违者可能被开除公职和党籍。
敕令一发，人头攒动买卖君子兰的盛况迅速退散。君子兰市场彻底崩盘，原来的狂热购买模式无缝连接到疯狂甩卖模式，短短几天价格贬值上百倍，各种万元一株的花跌进百元，几千元的跌到十几元，原来几百元一株的小苗只卖几毛钱甚至一毛钱一大把——比小葱还贱。
成千上万的投机者倾家荡产，绝大多数都是随波逐流的普通人。
能瞅准时机站上风口的投机者只是极少数，比如那些在君子兰泡沫中用花换车的投机者，再比如在恢复高考最初几年成功上岸或顺利出国的年轻人，但后者明显更容易得到国家的全方位认可——因为知识是全世界范围内公认的通用财富。
上层也渐渐意识到，国家急需更好更快的发展，才能彻底和全世界在各个方面打成一片。7月，刚刚通过3个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正式实施，全国开始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9月，80后无比熟悉的“培养新时代四有新人”也被正式提出。
是的，直到1986年我国才将义务教育用法律形式真正固定下来。
从此，国内但凡满6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都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推迟到7周岁。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都必须依法保障适龄儿童或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此外，国家除了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还会设立助学金，专门帮助贫困学生就学。
据说该政策出台后，全国各地，尤其是偏远贫困地区特别调配了一大批工作人员，专门负责上门挨家挨户询问劝学。
政策实施3年后，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国家教委对浙江、黑龙江、甘肃三省进行调查。其中，浙江省各城市和538个乡、镇（约930万人口）均已全面实施9年义务教育；黑龙江已全面覆盖初等义务教育；较为困难的甘肃省，初等教育阶段学龄儿童入学率由1983年的83.1%上升到1987年的92.2%；有35个县基本普及初等教育，占全省总县数的40%，也比过去大大提高。
14年后的2000年，全国十多个省实现了全省“普九”，国内70%以上的县实现全县“普九”。全国“普九”人口覆盖率达到85%以上。2001年，全民受教育水平由1985年以前的人均4.3年提高到人均8.1年。
也因此，1986年被称为现代中国教育的里程碑年。
不得不说，1986年的“特殊纪念”还真的有点儿多。
1986年，在时任市长江泽民的主持下，上海市政府提出开发浦东的初步方案，并向中央上报；
前副总理兼大寨最佳代表陈永贵大叔去世了，身后留下了一大堆药片——都是半片的。他坚持将医生开的药吃一半留一半；
《青春万岁》的作者，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王蒙出任文化部部长，任期3年；
国务院颁布改革劳动制度四项规定，涉及国营企业招工、待业保险、劳动合同及辞退等，中国的工人再也没有铁饭碗了；
为夏季节电，中国试着效仿海外，开始施行夏令时。
1986年，再也回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