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退休年龄是几岁？朱元璋颁令“文武官员六十以上者”皆“致仕”。
退休一词，最早见于唐宋，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复志赋序》中有“退休于居，作《复志赋》”一句，《宋史·韩贽传》上也说：“退休十五年，谢绝人事，读书赋诗以自娱。”官员退休后，国家为了使其老有所安，还会发放一定的退休金，金额的多少与其官职、功绩和皇上的恩宠程度有关。
我国是规定退休年龄较早的国家。《礼记·曲礼(上)》中有这样的文字：“大夫七十而致事”，这说明早在周代便规定了退休年龄。70岁退休，其实是约定俗成，到南北朝时期的南齐武帝永明七年(公元489年)，这一人事制度才有了法律内涵。时御史中丞沈渊表奏：“百官年老七十者，皆令致仕。”
退休年龄发生变化出现于明朝。朱元璋(明太祖)当了皇帝后，对旧的人事制度作了较大调整，其中规定了新的退休年龄。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二月，朱元璋“命文武官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退休年龄提前至60岁。
五年后，即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八月，朱元璋又出人事新政，将相当于今部队、警察系统的中下级官员退休年龄提前至50岁。此即《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四)中所记，“命内外指挥、千、百户、镇抚，凡年五十以上者许以子孙代职。”
但朱元璋规定的退休年龄在明代200多年间并没有一直贯彻下去，朱棣(明成祖)登基后即恢复“70岁退休”古制。此后不断反复，但明代退休年龄基本上是60岁以上。
在明孝宗当皇帝时，还出现了类似今天“内退”的规定，凡主动提出退休的官员，没有年龄限制，即使40岁提出退休也会被批准。
“延迟退休”的争论历朝历代比比皆是
古代虽有关于退休的制度，但制度归制度，许多时候，各朝皇帝们都颇有弹性，并不怎么按制度办事，官员到了退休年限，皇帝照样强制延迟。如元朝的郭守敬，年逾古稀屡次申请退休，但就是得不到批准，最终86岁时死于任上。
这样的例子在历朝历代比比皆是。于是，延迟退休的争论随即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在不断的争论中，正反两派各持己见。
觉得延迟退休合理的官员认为，最好实行终身制。这些古代官员的理论依据是，“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也就是说，我给皇帝干活，皇帝给我发工资，公平交易，一辈子不反悔，直到老死都可以。后来又出现“文死谏、武死战”的说法，总归都没有脱离一个“死”字。“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劳动合同最好没有期限。延迟退休，或不退休，才能既显荣又得禄。
唐德宗时的宰相崔造，原本退休了，但退休生活让他觉得“居闲躁闷”，于是常对子弟感叹：“不得他诸道金铜茶笼子物掩也。”意思就是，退休不能“显荣”了，趋炎附势者不上门，他很难承受这种失落感，终于耐不住寂寞，又复出继续工作。
清朝光绪时，广东南海有个九品官俞凤书，家人多、负担重，年过80岁还在巡检职位上卖老命，为的就是“得禄”。让老干部累死在岗位上肯定不妥，但如果逼他退休，又是断了他一家人的活路，也不妥当。于是上司帮他想辙，安排他署理全省有名的肥缺——征收“渔税”，攒一笔外快回乡养老。终于，俞老在这个署理期内赚了不少银子之后，才同意退居二线。
而持反对意见的官员们则要求，一切都应该按照制度来。
这些官员的理由主要有三条。一是工作到了一定年限，身体会生病，就应该退休颐养天年；二是如果不按照退休制度执行，那么早前制定的制度就会失去公信力；三是在退休后，老官员们有大把的时间读书写作，可以“卒老于文字之间”。
东汉著名经学家张禹，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当过“太子师”，并做过太傅、丞相等官职。到了退休年限，他曾多次上书“数上疾乞身”，请求告病还乡。但谁都知道，他的“告病”只是借口，“正其法”才是本质。尽管“帝遣人问疾送药，强留”，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皇帝强制官员继续工作的做法，终于在永初五年(公元112年)顺利退休。
魏晋时期，扬州从事史(相当于现在的纪检工作者)何子平也反对延迟退休。他的母亲住在会稽，已有80岁的高龄了，按照规定，儿子应退休回家奉养老母。主簿顾恺之劝他别退，何子平不肯，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带头损害制度的公信力。”顾恺之又建议他回会稽后，在县政府求个公职，既有俸禄可取，又方便就近奉养母亲。何子平还是摇头，认为不能做这种投机取巧的事。何子平退休后，“既归家，竭身运力，以给供养”，即完全靠体力劳动养活老母和自己。
唐代韩愈则认为，延迟退休不利于读写：“退休于居，作《复志赋》。”宋代的韩贽也以实际行动支持韩愈的意见：“退休十五年，谢绝人事，读书赋诗以自娱。”
南宋孝宗时，有个尚书郎鹿何，他反对延迟退休的做法更为尖锐：刚过不惑之年就提前退休，回家后在堂上挂了一块匾，书“见一”两字于其上。这两字出自“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的典故，意在讽刺那些嘴上说退休、私下里却支持延迟退休的人。鹿何反用其意，表明心迹，可谓旗帜鲜明，另辟蹊径。
拒绝退休，因为退休后会出现生存上的尴尬事
现在许多人之所以对延迟退休有议论，是因为担心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达不到预期，不能保障退休后的生活。在古代，“职工”则是因为养老金缺乏保障而拒绝退休，其中不乏一些退休后出现的生存上的尴尬事。
汉朝的宋均，从小就“好经书，通《诗》《礼》”，15岁入仕，曾官至河内太守，退休后靠跑到颍川去做客座教授，靠为学生讲学维持生计。还有世代都是郡吏的孟尝，在合浦太守任上因病退休，因为没有收徒讲学的本事，只能下田耕作。有个在京师做尚书的同乡向皇帝推荐他重新做官食俸，皇帝不理会，于是孟尝做了大半辈子的自耕农。
唐代的例子更多。如孟郊贾岛都以诗风清峭瘦硬齐名，有“郊寒岛瘦”之称，又都是在副县职任上退休，最后都因生活无着、贫病交困而死。韦应物因病从栎阳(今陕西临潼)县令任上退休后，因没有住房，便只能借住长安西郊的善福寺苟延残喘。还有名列“初唐四杰”的卢照邻，在新都县尉一职上退休后，寓居太白山的一个草屋，穷困潦倒。卢副县长没有家底，又没有养老金，全靠朝中显宦不时送来药品衣物，才屡次渡过难关。
小官也就罢了，在宋仁宗时期做过宰相的杜衍，退休后同样因为没有养老金而非常困顿。杜衍为官清正，一生“不殖私产”，退休后没有住宅，便长期借居南京(商丘)车院(教习驭车技艺的单位，近似后世的驾校)，直到去世。
这种情况直到明朝时期才得到改善。明初规定，三品以上官以本品致仕；四品以下并现职任满三年而无大过者，可升一等致仕；若有过而不称职者，以原级致仕。
致仕官在礼仪上受尊重，在宴会、祭祀等活动中，仍享有该品的礼遇。明初执行“仕官食原俸”的规定，但不久就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不领取俸禄、但享受本品豁免赋役的权利。如果家中实在贫寒到不能生存，则“有司月给米二石，修(终)其身”，退休官员的生活基本得到了保障。之后的清朝也基本延续此种制度。
大部分官员自觉请辞，有的甚至年龄还不到，也主动让贤
然而，大部分历朝官员一到退休年龄都自觉请辞，有的甚至年龄还不到，也主动让贤。在古代，提前告老还乡的情形并不罕见，只要官员提出申请，皇上一般都会恩准。明弘治年间，明孝宗就曾专门下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俱令致仕。”古代官员们提前退休的原因主要是身体情况欠佳，如唐代开国名将李靖，因伤病缠身的缘故，提前在64岁时就“告病还乡”，被皇上恩准。
当然，也有一些官员提前隐退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比如范蠡，他辅佐越王勾践成功剿灭吴国，一雪前耻，但他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是该急流勇退的时候了。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携带金银细软，率领家属和仆从，驾一叶扁舟泛于江湖，成功跳出了那片是非之地，实为明智之举。明朝的开国功臣刘基，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但他并不居功自傲，也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于是在洪武四年，他刚满60岁就要求退休，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表明心志：“买条黄牛学种田，结间茅屋傍林泉。因思老去无多日，且向山中过几年。为吏为官皆是梦，能诗能酒总神仙。世间万事都增价，老了文章不值钱。”朱元璋很高兴地派人把他送回了家乡，还给了不少赏赐。
还有一些官员提前退休是因为自己本就无意于功名利禄，比如我们熟悉的陶渊明，一生向往田园生活。还有南朝梁代的陶弘景，36岁便提前退休，自号“华阳隐居”，过起了逍遥的隐居生活。梁武帝即位后，派人请他出山做官，陶弘景便画了两头牛，一头牛悠闲自在地吃草，另一头却被人套着笼头，牵着鼻子鞭打驱使，他还在画上写了首诗：“眼前流水自悠悠，歇卧偷闲恋绿畴。笑看金笼牵鼻去，等闲落得用鞭抽。”陶弘景借画和诗表明自己归隐山林的决心。
梁武帝一看，深知其意，虽没有请他出来为官，但梁武帝还是经常以书信方式请教朝廷大事，因此陶弘景还被人称作“山中宰相”。
正所谓“无官一身轻”，清代乾隆年间的“刘罗锅”刘墉被我们熟知，他退休后曾写了一副对联：“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点福让老夫消受；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由儿辈担当。”悠然自得之情一览无余。当然，退休也并非人生的终点，而是崭新生活的开端，如今老百姓们退休后或接送孙子，或写诗作画，或遛遛家雀，或拉拉二胡，或发挥余热，或游遍河山，忙得也是不亦乐乎！
(解放日报)
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报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我要报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