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乃至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在宋代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中有多少笔墨呢？答案或许出乎意料，李白只字未提，杜甫只被引用一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一现象其实和《资治通鉴》的写作目的有直接关联。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以“砸缸救人”故事为人所知，他七岁读《春秋》，立志接续其作，编纂之后1400余年的历史。公元1066年，宋英宗决定将司马光编写的史书，作为官方文化工程进行，迄至1084年编纂完成，共耗时19年。
通常，人们用“信史”的态度阅读《资治通鉴》；然而，姜鹏在《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中写道：“我们面对的是一套被讲述的历史，并不是历史的全部，更不是历史本身。在传统史学领域中，无论多么经典的文本，都带有这个特征。越是经典、伟大的史学作品，越不可能只是一部史料，一定是某种思想的产物。”他的观点提醒我们：司马光的用意，绝不只是追求真实的历史，更是用历史传达自己的政治思想。
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20世纪后现代史学，提出非常值得反思的观点，即历史本身是一个文本，它是被人所书写的，我们应该在内容之外，关注其写作的轨迹、目的与意义。其实，姜鹏在解读《资治通鉴》时，便清醒地利用这一原则解读出司马光的书写用意。用他自己的话说：历史既追求真实性，也是对真实性的消解。对于《资治通鉴》，它没有一个字讲宋代，却每一个字都在针对宋代思考。解读司马光的叙事，一定要意识到——自己听到的是解读者的声音，而不只是解读者评说的对象。
司马光本人相信礼乐教化的作用，强调道德意义，反对过度扩张，提倡君主爱民之德政。这些观念渗透在他剪裁、编纂和书写的《资治通鉴》中。例如唐代将军李靖、李勣，刘餗的野史轶闻著作《小说》，记载他们不为李世民效力；而陈岳的私修史《统纪》记载其充当帮手。在此情况下，司马光选择前一种，认为其有益于风化。
再如春秋赵简子的故事，《史记》记载赵简子听术士之言选择毋恤，司马光没有采用这一版本，而是采用《韩诗外传》的说法，这两部书虽然基本史实相似，但“韩诗”版本更强调“德行”，突出有德比有才更重要的原则。
又如记录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其内容涉及礼乐制度、刑政德教、农业生产、天人灾异，体现对天道的敬畏，对灾异的焦虑，注重天人关系。但司马光大量删去天人关系的论述，突出礼乐制度。一方面因宋代天人鬼神之说，已经不再主流；另一方面，司马光强调礼乐教化是治道的重要基石。
这里有必要说明：什么是“礼”或者说礼的制度。儒家思想的“礼”不仅是彬彬有礼的外在礼节，在司马光这样的治世能臣那里，“礼”更多是价值取向延伸出的系统制度，“礼”最重要的功能是稳定秩序，最重要的特点符合天理人情，所以当我们不讨论个别细节，总体来看，遵“礼”就是尊重一种广为认可的合理秩序，这也是司马光强调“礼”的缘由。
举例而言，春秋时，吴国季札非常贤能，却是幼子，不符合嫡长子继承制，吴王虽想传位于他，但他却拒绝王位，后来，其兄弟诸樊、馀昧，二人的儿子争夺权力，造成国家混乱。唐代独孤及评价此事，认为“义”最重要，可以以贤废年，君命高于礼。司马光则认为，遵“礼”最重要，国家存续不是唯一的最高标准，比如推翻夏桀、商纣，在孟子那里不是“弑君”而是“诛恶”。君臣关系也只是礼的一部分内容，“礼”的作用，是促进并规范和谐有序的君臣关系。
遵循礼乐制度，重视人伦道德，其实正是德政的核心。有观点认为：道德主义的施政方式属于古代，不够先进，不能指导当下。笔者以为，注重道德没有错，错在我们对“道德”的理解，那种惺惺作态的道德表演，不是道德，一颗对黎民苍生的爱护关切之心，才是儒家崇尚的施政道德。
胡适曾评价孔子为源头的儒家思想，重视动机，动机是道德的源头，一切行为由动机而起。但是，强调动机不等于不问结果，俗语有“好心办坏事”的说法，好心是善的动机，而办坏事是结果，无论心多么好、多么善，可坏的结果却要我们完完全全地承担。
事情做得不够出色，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善的动机为借口，对事情敷衍塞责或恐担责任。切莫忘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正统观念，固然强调道德、礼乐、德政之类的观念，但其结果一定是国家繁荣、人民安康，任何固守信条，而不向这一最终结果而努力的施政者，本质上都没有做到司马光所陈述的要求。
不得不说，缺乏对历史背景和司马光政治思想的了解，我们难以完全读出那些用心良苦的写作。不过，我们首先要明确，《资治通鉴》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它是善史，更在于司马光“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的用意。
历史不仅仅传达真实，它更在传递思想观念和价值尺度。这既是20世纪现代历史学的反思，也是中国史学自“春秋”开启的“善善恶恶”“一字喻褒贬”的传统。在此意义上，《资治通鉴》依然有太多地方，值得后人探索。
《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姜鹏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