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西壮族的寺庙里,我们常看到这样的现象:盘古、甘王、北帝、观音等各教神仙供于一处。(盘古、甘王是壮族信仰的神,北帝是道教中的神,观音是佛教中的神。)对于许多坚持一教独存的信仰来说,这种兼容并包的现象可以说是很博大了。
这种现象是应是外来佛教与广西本土巫教融合的变局。
首先,外来佛教是怎么进入广西的?
早在东晋时期,佛教就已传入广西。
隋唐以后,在历朝统治者竭力倡导下,佛寺矗峙于广西众多地区。受佛教影响较大的是被中原文化统治的桂北或其他汉族聚居地带,对壮族聚居地则影响甚微。以“大明山-桂中西弧山系”为界线,界线以东,佛教沿河流交通线传播;界线以西,传播微弱,没有留下可考印迹。呈现二元态势。
隋唐时,广西总建佛寺有十九座,其中九座位于桂林以北地区(桂林、灵州等,规模宏大);桂东地区有五座(梧州、贵港、博白);桂中地区有三座(仅限于柳州城内);桂南地区有二座(南宁、横县);桂西及桂西南地区则基本上没有。
唐朝和尚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时,从海南折返桂林,在桂林布经传法,极大促进了桂林的佛教传播。而这也是广西作为交通大通道的又一例证。
▲“先有天宁寺,后有南宁城”。南宁天宁寺的前身是龙兴寺,始建于唐朝开元年(公元726年),是南宁创建年代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2006年在良凤江国家森林公园重建。
▲桂平市西山龙华寺,始建于宋朝。
到了元朝,“大明山-桂中西弧山系”以西有部分突破。左江(扶绥、崇左、宁明、上思)和融江、龙江(宜山、融安、河池、环江)开始建有寺庙,也是沿河流交通线分布。
那么,这种分布特性如何产生
这样的两元分布,除与汉政权、汉文化的时代分布特性相符外,还与壮民族对佛教的淡薄心理有关。唐代《投荒杂录》载“南人率不信释氏”,哪怕政府以行政手段推行佛教也无济于事。
早在西汉,汉武帝就深知岭南人“祀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壮族先民以鸡卜祀天神百鬼)。他并未迫使越人接受汉族强大的儒、道二教,而仍然提倡发展壮族本身的宗教观念。他知道,如果缺乏必要的群众基础,依靠人为的手段也不能把一个民族的宗教观念强加给异族。
“鸡卜”
就是用鸡的大腿骨进行占卜。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日神崇拜和鸟崇拜——数千年前,越人以鸟为媒介,向日神祝祷。我们至今能从花山岩画和古铜鼓上找到相应的影像:花山岩画中,既有光芒四射的太阳和下方祈祷、歌舞的人像,也有头插羽毛、头戴羽冠、身缀羽衣的“鸟人”;广西出土的很多古铜鼓,在鼓面中央都铸有太阳,四周缠绕飞鸟纹。
佛教虽在唐朝被强制推行,但壮族人民依然顽强固守。武则天敕柳宗元主持修建的大云寺,在柳宗元去世后不久就被人一把火烧了。这还不是第一例,此前柳宗元上任柳州就复建了四所寺庙,寺刚落成不久就毁于火中,估计是当地原住民抗拒佛教所为。寺毁,佛台仍在,当地壮族群众迅即推倒佛像,赶走住持、僧人,把自己信仰的神像安置在佛台上,仍行鸡卜杀牲等巫术活动。
直至明清时期,历代封建统治者加强了对壮族人民的统治,但也仅仅是表面上的统治,大体上执行“以夷制夷”的政策。
壮族人民千年不变地信他们的雷神、山神、水神、鬼神、地神、谷神,信他们的布洛陀。生活上没有任何佛教不妄杀生、不食荤腥的禁忌,牛肉、猪肉、狗肉、鸽子、泥鳅、蛇虫、蚂拐……“天上飞的除飞机,地上四条腿跑的除板凳,水中游的除了船”,通通都吃。
明清时随着汉文化的深入,原始的巫教糅杂了道释二教的内容和形式,发展出不僧不道的准宗教,名曰“道僧”。当今壮族地区的庙,不论里边供着多少个泥塑神像,大都写有“盘古爷爷、甘王爷爷、北帝爷爷、观音菩萨,暨众神公佑我平安”之类。当今壮族人民把不同派别的神位一并供在盘古庙内,就是这一信仰变局的结果。
▲在壮族师公戏中,一些“师公”穿着僧袍,行巫道的祈福仪式。
大明山的民间信仰崇拜状况也与大势相符,除不明确的古寺、古庙两处传说(飞来寺、天地庙),其他皆为村屯民众信仰的不僧不道的“道僧”所建,也有源于掘尾龙崇拜的”龙母”崇拜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