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投壶图》
投壶是古代士大夫宴饮时做的一种投掷游戏。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请客人射箭。那时,成年男子不会射箭被视为耻辱,主人请客人射箭,客人是不能推辞的。后来,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就用箭投酒壶代替。久之,投壶就代替了射箭。《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该项活动到战国时得到相当发展,这与此时儒侠对立、文武分途有关。当时,文者倾向于内心修养,而不习武事,专注于衣冠、礼仪、饮食之间。投壶这种从容安息、养志游神、讲究礼节的活动,正适合其需要。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发展,民间以投壶为乐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礼记·投壶》说:“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进行时,与射礼相似,也有揖让进退等繁琐礼节。
最早的投壶方法,是以短矢投向盛酒的壶中,后来投壶所用器具壶和矢都做了改进,制成了专门用于这项活动的壶和矢。投壶时,宾主离壶五至九尺外,用规定数目的带皮无镞的箭轮流投射。按“算”和“马”计数,中多者胜,罚输者饮酒。投壶有繁琐的礼仪程序。由“司射”主持仪式,击鼓奏乐,宾主按“狸首”节拍,履行规定程式后分别投射,既行宾主之礼又相与娱乐。算是投壶时计数的器具,箭杆状物,长为周尺的一尺二寸,插于盛器中。二人分宾主投壶用八“算”,人多时照加。宾投中一箭,司射从盛算器中抽出一“算”置于右边;主人投中一箭,司射从盛算器中抽出一“算”置于左边。战国时投壶用以盛算器具叫“中”,形似伏兽。大夫投壶用“兕中”,木刻的伏卧之野牛;士则用“鹿中”,木刻的伏鹿。“中”的背上刻八个圆孔,“算”插于孔中。马:投壶时计数的器具,木制。投壶时投中一箭立一马;一方投中三箭的立三马;一方投中两箭的立二马;双方投中箭数相同的不分胜负。
关于投壶的方法,《礼记》的《投壶》及《少仪》篇中有详细的记载。投壶前由主人拿着投壶用的“矢”,邀请客人投壶,表示尊重。矢一般用柘木制成,一头削尖如刺,故又名“棘”。矢的长度以“扶”为单位。一扶是4寸,扶分三种:五扶、七扶、九扶。矢的选用是根据游戏时的光线强弱、场地大小等条件决定的。一次比赛只准投4根矢。
投壶游戏中使用的壶
投壶活动在汉魏时期仍是王公大臣的娱乐活动。《西京杂记》载:“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以竹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故实小豆,恶其矢之跃而出也。郭舍人则游令还,一矢百余反,谓之为骁,言如博之坚枭,于辈中之骁杰也。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昂。”舍人,官名,当时王公贵官左右亲近的人,这些人为迎合主人的爱好,精心研究投壶之法。汉以前,投壶主要要求中的,为了使矢不跳出,故实以小豆。而郭舍人则改木矢(棘)为竹矢,使之有弹性,竹矢入壶则反弹出来,然后接之又投,“一矢百余反”恐有夸张,但反复多次是有可能的。反复不断地投,需要有灵敏、速度以及高度的准确性。从“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来看,能“骁”者并不多见。
汉代儒学得到大发展,投壶为儒士所好,成了儒术之一。《后汉书·祭遵传》说:“(祭)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三国志·魏书·钟会传附王弼》注:“(王弼)性和理,乐游宴,能音律,善投壶。”《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引《魏略》:“(邯郸)淳作《投壶》千余言奏之,文帝以为工,赐帛千匹。”王弼、邯郸淳皆当时著名之文士,其好投壶并作投壶赋,可见对投壶颇有研究。
投壶游戏
汉之投壶承袭了先秦之俗,仍是王公大臣宴会上必不可少的娱乐内容。“古歌曰:上金殿者,王遵延贵客,入门黄金堂,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琴瑟为请商,投壶时弹棋、博弈并复行。”现存南阳汉画馆的一幅投壶石刻画,形象刻画了当时酒宴投壶的情况。画面中间立一壶,壶内插着已投进去的两根矢,壶左侧置有酒樽,樽上置勺一把,供人舀酒用。有两人分别跽坐于壶左右,每人一手怀抱三矢,另一手执一根矢,面向壶准备投掷。画面右边有一人跪坐,两手拱抱,似旁观者,又像侍仆。左边一人席地而坐,很可能是宴会主人。当时投的壶非常讲究。魏邯郸淳《投壶赋》曰:“厥(其)高二尺,盘腹修颈,饰以金银,文以雕镂。”可见,此种壶是专为游戏而精制的。
晋代以后,对壶进行重大改革,在壶上加了左右两耳,投壶名目更加繁多,娱乐性也大大增加。那时,投壶者已不限于贵族,平民中也有人投壶,且技艺愈见精巧和多样化。
《太平御览》卷七五三《工艺部》引《晋书》:“石崇有妓,善投壶,隔屏风投之。”《南史·柳恽传》记载:“齐竟陵王当宿晏,明早将朝见,恽投壶枭不绝,停舆久之,进见遂晚。齐武帝迟之,王以实对,武帝复使为之,赐绢二十匹。”柳恽通宵达旦投壶,朝见晚了,齐武帝不仅不斥责,反而“复使为之,赐绢二十匹。”可见当时统治者对此戏的爱好。
又《颜氏家训·杂艺》曰:“投壶之礼,近世愈精,古者实以小豆,为其矢之跃也。今则唯欲其骁,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莲花骁。汝南周瑰,宏正之子,会稽贺徽,贺革之子,并能一箭四十余骁。贺又当为小障。置壶其外,隔障投之,无所失也。至郅以来,亦见广宁、兰陵诸王,有此校具。举国遂无投得一骁者。”
当时不仅有男子投壶,亦有女子做此戏,上已述石崇之妓善投壶就是一例。梁无名氏作《华山畿》云:“夜相思,投壶不停箭,忆欢作娇时。”
自魏晋始,人们注意投壶活动的调心及娱乐性。如魏邯郸淳《投壶赋》曰:“调心术于混冥,适容体于便安。”“悦与坐之耳目,乐众心而不倦。”晋傅玄《投壶赋序》曰:“投壶者,所以矫懈而正心也。”这说明,古之讲究礼仪的投壶之戏到魏晋逐渐成为愉悦身心,矫正怠情的游戏了。
《投壶新格》的产生
宋元时期,投壶仍在士大夫中盛行。宋代大儒司马光对投壶有悖于古礼而娱乐化的趋势颇为不满。他根据封建礼节对投壶做了全面的总结,竭力使其达到教育目的。他说:“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何以言之?夫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波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底也。”他还对投壶的名称和计分规则,以“礼”的眼光,做了修改。司马光的意见,使投壶染上了政治色彩。
司马光更定的新格即《投壶新格》一卷,作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在投壶方式上,司马光定有“有初”(第一箭入壶者)、“连中”(第二箭连中)、“贯耳”(投入壶耳者) 、“散箭”(第一箭不入壶,第二箭起投入者)、“全壶”(箭箭都中者)、“有终”(未箭入壶者)、“骁箭”(投入壶中之箭反跃出来,接着又投入中者)等。
投壶这项活动,东汉以前礼教意味甚浓,魏晋南北朝开始向技艺多样化发展,增强了娱乐性。隋唐亦如此。《投壶新格》中反映了1072年以前投壶多样化的内容。司马光“更新定格,增损旧图”,对投法加以限制,实际阻碍了这项活动向技艺多样化、复杂化发展,某种程度也影响了它的娱乐性。但这种“改进”对巩固当时统治政权是有好处的,所以,《投壶新格》在明清两代不断被士大夫重刊。
投壶的衰落
入明之后,投壶并未拘泥旧法,而是随着社会发展日益繁盛,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明代也有不少投壶著述。如明末侯(王向)《投壶奏矢》称,当时的投法有140种之多。到了清朝,投壶日趋衰落。不过,到清朝末年宫中也还在流传。现在,北京中山公园内还有一个十字形亭子,叫“投壶亭”。公园还保存了六只古代铜质投壶,这大约都是清代皇帝的遗物。
投壶几经演变,流传了两千多年,一度极为兴盛,在士大夫中玩得热火朝天。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它是一项“古礼”,士大夫们认为是一种雅致的娱乐,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乐于接受。其次,这种娱乐本身可以修身养性,并有健身的意义。
投壶虽然从最初的礼仪演变成娱乐游戏,但它始终伴随着一整套繁琐的礼节,没有完全割断同“礼仪”的联系。这样,就使投壶的流传范围变得狭窄,只限于士大夫阶层。到了清末,随着西方现代体育的传入,投壶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