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年儿童节到来之际，光明日报旗下《博览群书》杂志邀请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为广大青少年推出“儿童节读成长小说”专栏。来自北师大文学院的章森、管含、钟大禄、赵春然等四位研究生，用既有学术特色又简洁明快的文学语言为孩子们娓娓讲述名著与儿童成长的故事，其面对名著经典的深度开掘与儿童视角令人耳目一新。《博览群书》特邀北师大文艺理论名家、博士生导师赵勇教授主持这一专栏，并安排在第六期《博览群书》的第108至128页，作为整本杂志的压轴作品呈献读者。
此次《博览群书》“儿童节读成长小说”专栏的四篇文章分别是：一、《雾都孤儿》时代英国没有“快乐童年”这一说 /章森；二、和“没有童年”的契诃夫一起看《草原》/管含；三、 鲁迅、沈从文、丁玲与进城的女孩/钟大禄; 四、《在细雨中呼喊》用什么救赎童年/赵春然。
赵勇教授在主持词中指出：
——“在文学作品中，成长早已是作家关注的重要内容，于是有了所谓的‘成长小说’。前不久，有学校让我给初中生讲一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就被我看作成长小说。”
——“章森从《雾都孤儿》出发，考察的是狄更斯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在他看来，狄更斯的小说有一种巨大的惯性。他常常用儿童作为自己的主人公。这些儿童在贫贱中长大，或是凭借运气，或是凭借努力，走向了中产阶级的世界。这其实是小说作者本人的一种自况式书写。”
——“管含面对契诃夫的《草原》，思考的是九岁的叶戈尔如何穿过草原，与草原互动的事情。她认为，草原这种生活是滋养叶戈尔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人被环境塑造这个道理，或许就隐含着契诃夫的人生哲学。”
——“钟大禄通过子君、梦珂、阿毛和萧萧，试图把乡下女孩进城的故事呈现出来。这样，成长与进城便形成了关联。然而在萧萧生活的那个年代，女孩子的进城之路又面临着诸多风险，那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
——“相比之下，《在细雨中呼喊》虽然已远离了萧萧的那个年代，但主人公却依然在‘死亡’‘暴力’‘伤痛’中成长。不过，在赵春然看来，余华如何通过小说中的‘回忆’完成一次精神疗愈，似更值得重视。而如此一来，作者便随着其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一起走在了成长之途。当然，更重要的是，读过其作品的读者也成长起来了。”
章森写道：
——《雾都孤儿》，原名《奥列弗·退斯特》（Oliver Twist），是经典的名著。但这个时代，经典常会成为一种包袱。读者听的多却读的少。但没读过的也知道狄更斯的大名，对他的妙言隽语更是耳熟能详。《雾都孤儿》副标题《教区男孩的进步》，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更是狄更斯第一部以儿童为主角的小说。小说通过一个孤儿的凄苦遭遇，反映了19世纪中叶《济贫法案》下的英国社会。
——英国当时是世界的中心，集有数以千万计的财富。城市里机器不停地轰鸣，看起来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但对一个穷孩子来说，这个国家一点也不美好。他随时会因为过于虚弱而死掉。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曾经大量描述了这样的例子。
——19世纪英国人心中恐怕还不大有“快乐的童年”这样的概念。他们像对待小大人一样对待儿童。狄更斯年轻时儿童仍然在刑事法庭受到庄严的宣判，被高高举起示众。未成年因偷窃被处绞刑的情况，直到上世纪初才废止。
管含写道：
——契诃夫自陈，写作《草原》的过程就像是“美食家品尝一只山鹬”（亨利特罗亚《契诃夫传》），创作《草原》对他而言是一次特别的经历。在此之前，他已经以“契诃里昂”的笔名在幽默刊物上发表了诸多小说与小品文，但这些文章多为补贴家用而作，内容上受报刊要求限制颇多，艺术水平上也受指摘。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契诃夫赴朋友约前往圣彼得堡旅居，在那里以作家身份受到热烈欢迎，这激励他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提出更高要求。
——1888年，契诃夫动笔写作《草原》，这篇小说不再以情节的突变、幽默的讽刺吸引读者注意，而是着重刻画场景与人物对话。他试图以这篇小说回应文坛前辈的鼓励。小说主要讲述了九岁的叶戈尔穿过草原，进城上学的故事。商人、神甫、赶路的车队、形形色色的俄罗斯农民，尤其是盛夏的草原景色都在这篇小说中得到了细致的刻画，这些人物与景色借鉴了许多契诃夫幼年听闻的故事，其中也包括自己童年与母亲兄弟横跨草原前往爷爷家的场景。
《草原》刊登在《北方通讯》，如契诃夫本人期待的那样，它的发表获得了评论界的肯定，更有评论家称一流的作家在俄罗斯出现。这都标志着这部作品在其创作中的独特位置。
——契诃夫曾评价自己“我在童年时代没有童年”。契诃夫的父亲是家庭里的暴君，打骂妻儿是家常便饭，他本人在小学时代就要边做作业便看顾杂货店，在下层酒鬼们的旁边听着粗俗的玩笑，目睹那些因为穷困而形成的愚昧与残酷。他对童年并没有什么鲜艳活泼的回忆，就像雷雨过后，叶戈尔哀哭时，摸到口袋里的蜜饼已经变成一团烂泥一样，契诃夫很早就对人生的失却与苦闷有所领会。
——在故事里，“沉闷”、“烦闷”“闷”的形容词出现近四十次，“闷”是压抑、苦恼、无从解脱，它是人无法摆脱的生存之网。幸福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法承受的。但新婚的康斯坦丁来到人群中，叶戈尔却觉得他“幸福到了痛苦的地步”，他似乎根本承受不起他的幸福。“看到这个幸福的人，大家都觉得烦闷”。俄罗斯文学的长廊里，被侮辱的与被损害者是最常被书写的主题。草原之行，叶戈尔遇到了太多这种人。
钟大禄写道：
——对当代年轻人而言，进城似乎是成长的必由之路。“传统的城乡互动关系被打破后，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也越来越多的垄断了个人社会攀升的可能。”（《皇权与绅权》）但这一逻辑是否需要反思？尤其在社会加速“内卷”、农村空心化严重的当下。若将视线切换回约一百年前，“乡下女孩”进城的故事或许会有不一样的启发。所谓“乡下女孩”指的是家在乡下，且在性格上表现出与城市女孩不同特质的群体，如单纯与朴实等。所谓“进城”则指的是从乡下小地方来到以商业交换为中心的“大地方”。借助鲁迅的《伤逝》、沈从文的《萧萧》与丁玲的《阿毛姑娘》等写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作品，在线性的成长维度上，笔者试图对“乡下女孩”的进城之路展开分析。
——“新式教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但实业的不发达、各种组织的落后，使得社会无法提供足够的位置，去容纳手握文凭的精英们。”（《公寓里的塔》）涓生和子君都是被社会“放逐”的人，无法获取稳定的职业来养活自己。他们的思想比现实要更进步，这也是子君“草率”与涓生结合的原因。在混乱的社会中大部分女学生们都无法获取位置，只好再次回归家庭的依附地位，子君逃出封建家庭后进入没有经济根基的穷书生家庭。
——丁玲笔下，梦珂从乡下来到上海念书，对学校的生活厌恶后退学。父亲写信让她回去结婚，她不愿意。在姑姑家寄宿体验到的“雍容富贵”，让她产生了更大欲望和更大的资金紧缺，也慢慢意识到自己是“商品”的现实。
——1929年沈从文写了乡下女孩萧萧欲进城而不得的故事。在以往的论述中，沈从文的《萧萧》一直被当成关于童养媳的乡土小说，并被“愚昧、落后、封建、悲剧”等关键词笼罩。但笔者认为，只有回到历史的具体写作语境，才能理解沈从文的深意。
——从最基本的层面看，《萧萧》也是一篇成长故事。“几次降霜落雪，几次清明谷雨，一家中人都说萧萧是大人了。天保佑，喝冷水，吃粗橱饭，四季无疾病，倒发育得这样快。婆婆虽生来像一把剪子，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但乡下的日头同空气都帮助人长大，却不是折磨可以阻拦得住。”不管外界变化多么剧烈都无法阻碍萧萧的成长，与此同时萧萧的心灵也开始有了浅微的欲望。
——作为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沈从文比乡下人更了解城市，真正的女学生绝非乡人所议论的那样。沈从文之所以要书写乡人谈论中的愚昧与荒诞，恰恰是为了打开一条通道。他没有直接去批判乡下人的某种理念，而是在他们的日常中展现“不适”，并为接下来的变革营造空间。
赵春然写道：
——童年与成长，将这两个关键词并置时，我们会不自主地想起那位以童年经验决定论著称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的《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正是以童年经验解读艺术家一生创作的典型案例。“童年”是一个人成长的特殊阶段，按照精神分析的说法，童年决定一个人一生的成长走向。而“成长”一词内蕴了一种线性时间观，一种从不成熟、不完善状态向成熟理想人格的发展演变，将“童年”与“成长”进行特殊关联的做法本就是现代制度的发明，童年是站在成人立场上进行回溯的产物。
——《在细雨中呼喊》正是以写作篡改记忆从而救赎童年的典型个案，这部作品常被视作一部“心理自传”。
——《在细雨中呼喊》的作者自序中，余华也强调了“回忆”的重要性：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未来，因此珍惜自己选择过去的权利。而回忆的动人之处就在于通过重新选择获得了全新的过去。这未尝不是一种心灵的救赎与成长。
——记忆能把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时间让记忆获得了成长的保证，是时间创造了故事与神奇，而非作家。换言之，余华在意的是一种经过岁月沉淀的主观真实，或许回忆无法还原过去的生活，但至少写作不断唤醒记忆，这样的记忆不仅仅属于个人，它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形象，或者说是一个世界在某一个人心灵深处的烙印，那是无法愈合的疤痕”。余华用写作使它们聚集到了一起，而所有在孤独中长大的读者则终于有幸借着作家的巧思完成专属自己的救赎了。
曾当选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博览群书》杂志主编董山峰指出：“《博览群书》创刊37年来，始终诚恳讲述作品的故事——之所以有永不改变的诚恳，是因为我们坚信，无论是故事的读者还是讲述者，都能在诚恳的讲述中，不断发现经典作品所具有的关爱之美、批判之美和启发之美，从而让经典阅读帮助我们找到自己与社会努力的方向。给广大青少年讲作品故事，诚恳就意味着尊重作品，尊重历史，尊重人心，这种尊重将变成青少年心灵进步的一粒粒种子。”（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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