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老底子”在沪语中意为从前。
作为2018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里“向大师致敬”单元中的一部老电影,上海话配音版的《大李小李和老李》在网上一开始售票就被一抢而光。看起来,能够坐在上海影城1号放映厅里观看沪语版首映式的观众,大概也是需要几分运气才行。
6月17日,沪语版《大李小李和老李》首映式在上海影城巨幕厅举行
说起来,谢晋导演的《大李小李和老李》的的确确是一部老电影了。这部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于1962年的喜剧电影在电视里的播出次数大概也称得上是不计其数了。因此,其剧情也早已耳熟能详——以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展开话题,表现了在“富民肉联厂”工作的几户人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对于这样一部毫无神秘感的电影,除了向仙逝十载的谢晋导演致敬的因素之外,或许许多观众都是同笔者一样,是被“沪语版”三字吸引而来的。难道不是这样么?其实只要看看《大李小李和老李》里的“演员表”就能明白,这部电影与上海滑稽界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1958年拍摄的滑稽戏电影《三毛学生意》里的诸多演员,变换角色以后就进入了《大李小李和老李》之中。譬如,“三毛”文彬彬改行当了“理发师”;“理发师”刘侠生倒成了“大李”;“吴瞎子”范哈哈弃恶从善当上了车间行政主任(“老李”),“流氓头子”俞祥明也摇身一变为“王医生”,就连“小英”嫩娘都戴上了眼镜,变成了“近视眼”……从这个角度而言,当年《大李小李和老李》在拍摄时用的就是上海话,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了。
《大李小李和老李》剧照
配音演员乔榛(左二)与滑稽戏演员钱程(右二)、姚勇儿(右一)和姚祺儿(左一)等一起为《大李小李和老李》配音
应该说,由著名滑稽演员钱程担任“方言指导”,并有姚祺儿、茅善玉等“大腕”参与的配音团队没有让观众失望,保证了沪语配音的质量。沪语配音版的《大李小李和老李》固然不如上世纪90年代拍摄的沪语电影《股疯》与沪语电视剧《孽债》中的上海话原声一般传声入耳,但的确做到了八九不离十地还原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语言环境。
之所以说只是“八九分”,一则是因为有若干台词,仍旧明显听得出从普通话“翻译”而来的痕迹;毕竟只是一个电影剧本都是用普通话写的“配音”版本,这可能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二则却是因为《大李小李和老李》中的沪语配音倒是显得过于“纯粹”,几乎可以说就是作为独角戏、滑稽戏表演语言的“标准”上海话。尽管在《大李小李和老李》的配音里也安排了“苏北口音(理发师)”与“宁波口音(王医生)”的角色,但这与当时各种江浙方言在沪上杂处,中年以上市民的上海话大多仍带原籍口音的实际情况,可能还是有所出入。譬如在笔者的记忆里,出生于1912年的“阿娘(祖母)”终其一生都带着浓重的宁波口音,出生日期稍晚的外婆亦是如此。在这方面,《三毛学生意》可能更加真实一些,在这部滑稽戏里,除了上海话之外,我们还可以听到不同角色的大量苏州话、苏北话以及绍兴话……当然,这只是笔者作为方言爱好者的考据癖好作祟而已,实在也是在吹毛求疵了。
《大李小李和老李》海报
无论如何,用上海话说出的台词,再配上《大李小李和老李》的黑白画面,仍旧带给观众强烈的怀旧(抑或猎奇)体验。影片所展现的那个半个多世纪前的上海,与当今的确是大不一样的——绝不仅仅是就语言环境而言。譬如,作为一部老电影,尽管早已在数十年的不断播出中“剧透”得一塌糊涂;但是当《大李小李和老李》(沪语版)以大李家的“五只小老虎”“霸气”出场的镜头作为序幕,依然迎来了现场观众的啧啧称奇。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当时很普通的双职工家庭,“大李”一家五个小孩的场景,在经历了三四十年计划生育的当代观众看来,已经是件近乎天方夜谭的事情——统计数字就足以说明问题:1954年,上海户籍人口的出生率高达千分之50.4,而2017年,这个数字只剩下千分之7.8……现场观众席传来“介许多小宁哪能养得活”的窃窃私语实在也是在情理之中。
《大李小李和老李》剧照
《大李小李和老李》故事的主要场景发生地,影片中那个曾经代表着“工人老大哥”的“富民肉联厂”也早就变得物是人非了。位于今日虹口区溧阳路611号的这里曾经真的存在一个屠宰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共宰牲场”。它于1931年动工,1933年11月建成,于第二年1月正式投入使用。其主体建筑为三层钢筋水泥结构,拥有一条一公里多长的屠宰流水线,每天可以宰杀300头牛、100头牛犊、300头猪、500头羊,生产百来吨各类品质上乘的肉食。以此惊人规模,处理《大李小李和老李》中的那区区一卡车肥猪自然不在话下。而在影片中差点冻死“老李”与“大力士”的那个冷库,实际上也可以存储冻肉90万磅,堪称“远东之最”。
上海解放之后,此厂先后改名“上海市营宰牲场”(北场)、“国营上海冻肉加工厂”、“东风肉类加工厂”、“上海长生食品厂”、“上海肉类食品厂”。在《大李小李和老李》拍摄的年代,旧时工部局宰牲场仍旧作为肉类加工厂存在。只是,在现实生活里,从1957年1月1日开始,上海市区的每人猪肉定量只有每旬(十天)125克(二两半),甚至在1961年8-12月间的每月下旬,全市根本无猪肉供应……不难想象,当活蹦乱跳的肥猪与成排的冷冻生猪肉出现在银幕上时,会对上世纪60年代的观众产生多么大的视觉冲击——虽然今天的观众对这个细节无动于衷。这个因《大李小李和老李》出名的肉类加工厂在上世纪70年代淡出食品处理行业,先是改为生物制药厂,后来到2002年完全停产,一度处于废弃状态。如今,它在改头换面之后叫做“1933老场房”,成为众多文化旅游者的首选地,再也闻不到屠宰场的血腥味道了。
另一个在《大李小李和老李》中惊鸿一现的拍摄地可以辨认出是位于市区东北的江湾体育场。这个可以容纳4万名观众的大型体育场曾是在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时期雄心勃勃的“大上海计划”中留下的遗物,同样也一度号称“东亚第一(体育场)”。从《大李小李和老李》中的大李妻子在江湾体育场进行自行车训练的镜头中还可以看到当时江湾体育场开阔的原貌。当时站在江湾体育场的正中央,最上的座位正好和远方的天际线相接,此刻整个体育场就好象独立存在于浩瀚苍穹之下,这种开阔的感受如今在江湾体育场里是无论如何也感受不到了。这是因为随着上海城市向四周的持续“摊大饼”,五角场一带的高楼大厦早已是鳞次栉比了……
《大李小李和老李》剧照
《大李小李和老李》剧照
《大李小李和老李》剧照
今天的江湾体育场虽然依旧存在,其风头却早已被作为上海上港队主场的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与上海申花队的根据地虹口足球场盖过了。这个1983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的主办地与上海申花足球队的旧训练基地,早已不复昔日荣光,反而显得颇有几分落寂。
这样的反差在《大李小李和老李》的诸多取景地里也不是个例。作为大李、小李、老李,以及其他“富民肉联厂”职工居住地的“浦江新村”也是如此。“浦江新村”当然是一个虚构的地名,但从影片里展现的小区外貌与居民楼内部布置来看,它毫无疑问地具有现实的生活原型——也就是上世纪50年代后在上海出现的“工人新村”。
1951年,上海市政府成立了“上海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决定当年兴建工人住宅,作为“今后更大规模地建造工人住宅的开端”,以解决上海300万产业工人的居住困难。最先建造的工人新村就是曹杨新村(一村),其规划确定了大间(供三口以上家庭居住)15平方米(可以放一张四尺半大床,一张三尺小床,一张方桌,一张五斗橱,跟《大李小李和老李》里的大李家差不多),小间10平方米,以保证人均居住面积5平方米。第二年,又开始统一兴建的一批工人新村,因计划并实际建造的房屋可容纳20000余户居民而得名“两万户”。这些“工人新村”的建设者只单纯追求居住面积,住宅的基本功能受到了不断削减。以厨房和厕所为例,曹杨新村一期工程的居室虽然设计为独门独户,但厨房和卫生间却为公用。稍后二万户型的设施配套则更差一些,到1954年建设的内廊式住宅的条件略有提高,但随后的住宅标准却一再下降,甚至取消了室内的卫生间设施。
《大李小李和老李》剧照
这样一来,“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乃至工厂与家庭的界限都变得模糊起来。工人新村的兴建,使得一个工厂的同事同时又成为了邻居,按照同一个时间节奏生活作息。所以,在《大李小李和老李》中,几乎已经搞不清楚同事和亲人之间的区别,乍一看片名“大李小李和老李”,观众还会以为是一家人的故事。其实他们只是住在同一个工人新村、在同一个工厂上班的两户人家而已。
这些“工人新村”的辉煌岁月几乎是与上世纪50-70年代的“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之后,新“公房”与商品房陆续出现,成为上海新一代的居民区。而石库门则成为旧时代上海居民区的代表。于是在今天关于上海的影视印象中,代表了新时代的高楼大厦与代表了旧时上海滩的弄堂、石库门、亭子间构成了二元对立。曾经承载了解放后一代人记忆的“工人新村”却在其中神奇地“缺位”了,只有在《大李小李和老李》这样的老电影里,才能记得它们的存在。
或许,就像李白说的那样,“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永远留在谢晋导演的《大李小李和老李》胶卷里的那个上海,早已成为故纸堆里的历史,距离今天上海的日常生活恍如隔世。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是要感谢《大李小李和老李》沪语版在2018年的横空出世——它以声音为线索,引领观众回到上世纪50-60年代的那个“远去的都市”。
【展映信息】
《大李小李和老李》
6月21日星期四18:30-19:52 上海星光影城(亚新旗舰店)
6月23日星期六10:30-11:52 SFC上影影城(新衡山店)
6月23日星期六18:30-19:52 AMG海上明珠国际影城(莘庄店)
6月24日星期日13:30-14:52 上海电影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