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在中国天主教史上，包括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在内的“长三角”是传教士较早进入的地区，由此早在明末清初时期拉丁文、葡萄牙文、法文等外文文献中就出现了“南京教区”这个宗教地理区域概念。也因此，天主教信仰在此区域特别是太湖流域内已有近400年的传播历史。近代上海开埠后，以上海为中心含括江苏、安徽两省的“江南教区”逐渐形成，与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江南”多有重合。“江南教区”后又在民国时期逐渐分化为南京、上海、安庆、蚌埠、芜湖、徐州等不同大小的教区，当时分别由不同国籍的耶稣会负责教务管理。
江南教区地图
苏州天主教史中的“网船教友”
长久以来，长三角地区特别是太湖流域因其水系发达、渔业资源丰富，拥有数量众多的渔民。而在江南天主教史的记载中，渔民也是天主教信众的重要群体来源，他们在教会史文献中被称作“网船教友”。这些“网船教友”活动在上海周边苏州、无锡等地的水系网络中，借助便捷的水上交通，将自己的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融为了一体。
而其实，渔民并非早期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关注的重点人群，比如在作为明清来华传教士较早开拓的地区之一的苏州。利玛窦（1552—1610）可以说是在此活动的第一位传教士。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第一次进京未果的利玛窦南下来到苏州。他找到住在苏州附近丹阳的瞿汝夔（字太素，1549—？），此时的瞿氏与利玛窦相熟甚久，且已受洗入教。利玛窦于是请他协助在苏州开辟寓所。利玛窦此举虽未成功实施，但是他在南京建立了一所“会院”。此处所谓“会院”，大意是指耶稣会传教士在某地设立的留居处所，以为其在当地及周边地区的传教中心。
清初时期，又有潘国光（1607—1671）、贾谊睦（1603—1662）两位耶稣会传教士在苏州城内通关坊大街上建造了一座教堂。天主教在苏州地区的早期发展，主要依靠当地大家族的支持和维护，传教士选择苏州作为重点地区，也有对此地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兴盛、交通便利等条件的考虑。这和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时，以城市为中心的传教方式不无关系。而渔民并不是城市的主要居民，大多居住在水面上的渔船中以及远离城市靠近河湖的渔村。
随着天主教在苏州地区的教务发展，各种信众群体也逐渐形成。在这些宗教社群中，尤以城内居民信众形成的各种信仰团体为主。即便是雍正朝开始的“禁教”时期，苏州地区的天主教信仰依然没有中断。但到了晚清时期，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苏州城内富家多逃难至上海，各家财产损失严重，信众人数也随之大减。不过此时清廷也在逐渐弛禁天主教，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传教士也能较为公开地前往苏州等地活动了。同治八年（1869），在法国领事干涉下，当时江南教区的郎怀仁主教与上海兵备道应宝时办理交还堂产事宜，结果是在苏州设立了“北街公堂”。
北街成立天主教公堂后，又分设三个平信徒善会，分别是：圣母会、若瑟会、伯多禄会。根据《苏州教务考略》一书记载，这三个不同的善会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圣母会的主要成员为苏州城内的富户旧家，也有为官的，大约一百多人，各家族信教历史悠久；若瑟会主要由无锡、常州等地手工业者移民组成，人数约有一百三十余名，多是彼时新近信奉天主教的；而伯多禄会的成员是苏州城的“快船帮”，约有二百七十余人，他们的快船停泊在苏州城内或城附近之处，有在城西三十里浒墅关的，也有在城北三十里黄棣的。可见，以水运和渔业为生活来源的“快船帮”群体，在当时苏州天主教信众群体中人数相对众多。而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时局变动下，他们的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也受到了极大影响。
1931年渔民信众摇船汇聚至佘山朝圣（张若谷《图画时报》1931年第754期）
1944年苏州“网船教友”的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
晚清时期的苏州天主教渔民信众主要在杨家桥天主堂参加宗教活动。杨家桥天主堂也称“圣母七苦堂”，位于苏州阊门外，是苏州地区建筑最为华丽壮观的天主教堂，所辖信众差不多全是渔民，1944年时约有五千名堂区信众人数。这座奉“圣母七苦”为主保的天主堂建成于1894年，之所以兴建是因此处渔民信众人数的增加，之所以能够建成也多出于这些渔民信众的合力所为。
1944年时正值杨家桥天主堂50周年的庆典。此时的苏州总铎区辖有吴县、吴江、昆山、太仓和嘉定小半县的地面，共分杨家桥、黎里、昆山、陆家浜、张泾、罟里村、常熟、大墅桥、鹿苑和直属总铎管辖的苏州本城的十个本堂区。除了陆家浜、张泾有副本堂神父助理，苏州有原中学有理学神父外，其余都属一位神父管理，总计有信众二万四千七百余名。除了一万余名岸上信众，其余都是像耶稣的宗徒伯多禄（拉丁文Petrus，英语Peter）一样捕鱼为业，俗称“网船教友”。
2020年1月修缮中的苏州杨家桥天主堂内景,整体院落具有园林色彩（笔者摄于2020年1月7日）
这些渔民天主教信众信仰虔诚，即便是在捕鱼作业的时候也“到处佩着一大串的圣牌十字，到处高声朗诵着各式经文，谁都不怕外教人讥笑”，遇有宗教节日时他们涉水“来到本堂，争先恐后的办神工，领圣体。早上望弥撒，晚上年公堂夜课，都是非常拥挤。圣母亭前，圣心像前，若瑟像前，三三两两，扶老携小，常来叩头跪拜。妇女如此，男子也如此；老年人如此，少年人也如此”（《苏州总铎区的网船教友》）。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依旧通过以上宗教生活保存信仰虔诚。
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天主教信仰群体受教育状况在他们信仰表现形式上所呈现出的特殊性。“网船教友”大多生活困难，受教育程度不高，“讲到教育，他们中也有受到高等教育的几位神父，也有在徐汇中学肄业过的学生，更有不少陆家浜、张泾小学毕业的学生。所以某位神父来过瞻礼，听到了他们能唱追思大礼弥撒和圣体降福，他很稀奇，以为网船教友居然也能唱经，并且唱得不差。但他们中大多数不过经言学校毕业，他们能够念全堂响的已亡日课、谢天主经、受难始末、新问答等一切经文”。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战事影响，在“米珠薪桂”生活难于维持的情况之下，渔民天主教信众的新生代，受教育的程度也趋于降低，很少再如他们的父辈那样对经文多有接触。
在日常社会生活上，这些作为劳动阶层“网船教友”的经济状况称不上富裕，在抗战期间生活更为艰苦。“勤俭的渔民，虽然对于日常生活，只要做得动，没有灾患疾病，可以处之裕如。但一遇到婚丧喜事，小儿上学，那就很艰难了。上学的膳宿费，只收每天八合米的代价。富的网船有着油亮亮的大小船只，但哪里及到岸上人家场角上的一条牛，一部牛车，一堆稻，或一堆麦呢？”相较其他岸上职业的劳动群体，渔民除了财产积累难之外，还要面临其他意外因素，“渔民的苦，苦在不能积蓄。五斗米放在船上，就有充公的危险。几件整齐的衣服，就有被抢劫的忧患。存放一二万钞票，抄出就要倒霉”，为了改变自身经济条件，“现在若干渔民，也有买田的。但岸上人种到船上人的田，算进了便宜货，不肯还相当的租价。渔民受到了欺负，论千论万的票子被诈去，大鱼大蟹，送人家享用，毫无一些保障，真是言之心痛”。虽然处境艰难，为了生存，渔民仍旧必须开船到江河中捕鱼，到市镇上卖鱼。积蓄不多，苦处不少。
经济生活的贫苦和艰难，并未减弱他们宗教生活的热情。在教会史文献中，这些渔民信众在贡献财物建设教堂、校舍、募捐上都很积极，有过于“岸上教友”。这种宗教虔诚和热情无疑支持了抗日战争时期天主教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无怪乎有教会人士在彼时记载说：“所以我们在这上无津贴、费用浩繁的年头，教务得继续进行，实靠着他们的慷慨。”
应当注意到，渔民天主信众的宗教生活是有组织性的社会化行为。在科层结构上，“会长”、“领班员”是各团体的领袖人物。各地渔民信众组成了不同的宗教善会，比如在陆家浜（现昆山境内）的所有“网船教友“，共分为四会：在陆家浜附近捕鱼的一千人为雅各伯会；在安亭、南翔一带的一千人为安德肋会；在甪泽、张浦一带的为多默会；在巴城、周墅一带的为伯多禄会。每会各设正副会长三四人，会长下面分设一二十位领班员。这些领班员的多少，要看各会人员数量的多少而定。比如，昆山的若瑟会在青浦有二十多多条船，设有三位领班员，而在朱家角的船少，只有一位领班员。通过这种组织架构，本堂神父的意志经由各会会长、各个领班员传达下去。如此这般，每只船上无论是家务还是教务，一切情形都由各会长领班员向本堂神父转述请示。这也就解释了以下现象产生的原因：“数千网船教友，平时分散数百里之外，神父却能管理他们，能知道他们的行为，能判断他们的曲直，逢到会期聚船，能知道某只船的不到。”
按照宗教社会学的观点，随着宗教群体规模的扩大，各方面的协调日益复杂，作为社会组织的天主教不可避免的出现“科层制”。不过天主教会的科层制在“网船教友”中体现了地方化处境的特色。渔民群体传统上就有行业帮会的形式，以维系互相之间的利益，解决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冲突，协调内部矛盾。而天主教的科层制与渔民群体的社会组织形式相结合，不仅在宗教生活上也在社会生活上都保证了这个群体的稳定。
根据《苏州总铎区的网船教友》一文的介绍，彼时苏州地区约十分之七的网船属于天主教渔民信众，在渔业市场上势力颇大，但在做生意上组织不多。因而遇到一些的大的宗教节期如复活节、圣诞节时，各个会口的网船多会停止营业，鱼市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他们的家庭生活也有着浓厚的宗教因素介入。在子女教育上，渔民天主教徒的子女多由教会提供教育，学习经文；在婚姻上，他们为子女定亲很早，“神父们三令五申的劝谕，他们别的都肯接受，只有这条命令不肯接受，他们的理由，以为小儿年纪大了，是极难攀亲”。很显然，地方婚俗又与天主教教理在婚姻上的指导产生了冲突和调和。
宗教因素在“网船教友”婚姻生活上的介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结婚年龄的要求，“若二十岁以外的姑娘，还没有出嫁，要受到本堂神父的严重申斥”；②婚礼消费的节约，“昆山船小盘四百元，大盘六百元。婚配时男家为新娘当做棉袄、夹袄、绸裙、绸裤，和一套出客衬里短衫裤。男家假使宽裕而多备些，是许可的，但女家越格的要求，是不准的。他处或以衣服为标准，或以米为标准，大同小异”；③婚姻与宗教义理考察，“婚配前至少二会期，当报告本堂神父注册考道理，否则必得罚款”，以此来坚固他们对天主教婚配圣事相关教理教义的认知；④婚礼与宗教礼仪的结合，“至于婚配后过船礼，各处都有不同。但是向船上所供圣像跪拜，向公婆叩头，由媒人亲族授受包裹嫁妆，是一律的”。神职人员对渔民信众婚姻生活的指导，宗教本质上是出于天主教教理的要求，实际操作上则包括了宗教教义与当地民俗的融合。这既保证了宗教信仰的虔诚，也规范了社会习俗中的婚姻行为，且对革除旧习俗中的陋习亦有益处，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
这种融合也体现在普通信众的丧礼之上。“死了人，吊孝，着白，吃豆腐，与岸上没有什么分别。他们的坟地，喜欢买在山上。苏州白毛涧山上，常熟虞山上，都有他们的坟地。现在出进不便，所以当地买坟地下葬的，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为亡者祈求，他们总喜热闹。全夜的通功已亡，全堂彩的追思弥撒，……。不过这些礼节，必须等到在会期时举行，所以本堂神父每有一时难于接受之慨。”（以上引文参见《苏州总铎区的网船教友》）
透过以上梳理，可见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因素渗透到苏州地区“网船教友”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了他们社会组织结构、教育、婚姻等，在一些风俗习惯上则体现出教义教理以及宗教礼仪与本地风俗的融合。
抗日战争时期青浦地区“网船教友”的社会生活
前文考察了1944年苏州地区“网船教友”的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之大概，虽已涉及日本侵略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但具体情况并不明晰。1946年的《圣心报》有一篇文章，题名为《座谈会：抗战八年中网船教友的生活》，参照此文，或可还原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周边地区“网船教友”生活的实际情形。此次“座谈会”召开地点为“江苏青浦县泰来桥”，访问日期为民国三十四年（1945）12月27日，讲述者为泰来桥12名“网船教友”，列席者为《圣心报》主任司铎（也即神父）、泰来桥本堂司铎。根据教会史料，时任《圣心报》主编应为王昌祉神父，而泰来桥本堂神父或为朱似兰。
青浦泰来桥天主堂于1927年奠基，此处年长信众以前也多以打鱼为业（笔者摄于2019年12月14日）
“座谈会”源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天主教信众所过的第一次圣诞瞻礼，《圣心报》主任来此帮忙目睹2000余名渔民信众的热心情形，因而想请他们讲述下八年抗战中的生活状况。
第一位讲述者名为潘福兴。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渔民天主教徒的生活也跟着国家命运一起发生动荡。据潘福兴讲述，随着日军侵略脚步加快，他们被迫逃离居住地，在逃难路上，又遇到国民党军队征用渔船。在周庄躲了一阵后，转到重固恢复渔业生产，作为“天主教办事人”的潘福兴和他的“教友”们，又受到汉奸组织的欺压和盘剥，让他们捐钱来养活500多人。可见，抗日战争期间的渔民遭受到来自各种势力的压迫。
第二位讲述者吴康成的经历则更为惨痛。1937年10月战事正紧时，他本在青浦白鹤港捕蟹，同行20多只渔船被国军征用运兵到昆山，日军随后带着小钢炮追赶，正好国军已上岸。日军随后征用他们的船只运送了3000多名敌兵摆渡过吴淞江。当天晚间国军不知前线情形，自西面坐船而来，全被日军杀死，场面惨烈。日军又强拉20多名渔民做壮丁。吴康成没被拉去，但是其68岁的父亲被拉去扛米。一天一夜后放回，其父在船上待过一天后即“力尽而死”。战事的兴起直接影响到渔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为普通国民也无可避免的卷入了战争的漩涡。
第三位讲述者戴保田不是渔民，但是以船替人家运米来谋生的。1937年时，他在角里遇到一名醉了酒的日本兵。日本兵拦住他，强说他是“支那兵”，装弹上枪作势要打死他。戴保田无路可逃，只得依靠宗教信念发“痛悔”等候被枪毙。幸而一名日军军官叫停了醉酒日兵。戴保田回到船上，吓得神志不清，于是卖掉船，转移至徐家汇居住。不过两年后，钱用完了，他又不得不返回乡里重操旧业。
第四位讲述者周信成捕鱼抓蟹为生。1937年战事紧张时，正是蟹汛时期，周信成借了三百元在某处河港抓蟹，10月4日他不得不弃网而逃。10月6日逃至天仙湖，路上遇到金山县公安队长硬要登船让他载他们至角里，后又要他送至金泽、吴江。幸而青浦某渔行老板从中周旋，让公安队另乘他船离去。10月26日周信成回到泰来桥时，蟹汛已经过了。1938年他至浙江装鲤鱼行至乌镇，适遇日军轰炸，被逃散的国军抢去不少鲤鱼，行至嘉兴又被日军抢去四蒲鲤鱼。因日军的侵略，“网船教友”的渔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
第五位讲述人沈文平则控诉了日军乱杀无辜以及汉奸的丑恶嘴脸。1937年10月间，沈文平在崧泽村一带运送国军，被日军飞机发现用机关枪扫射，他的叔父被射死。1938年3月底，他外出捕鱼时，被日军抓住毒打，幸有“良民证”获释。另有一次在白鹤港，他遇到日军围攻游击队，幸而自身获得平安。不过，他也目睹了日本兵惨无人道地戳死了几名无“良民证”的普通“教友”。然而，更可恶的是汉奸的狠毒。沈文平因捕鱼与人发生矛盾，被诬“通游击队”，还被吃“汉奸饭”的重固商会会长“敲竹杠”敲去4万元，几乎破产。
透过沈文平的讲述，可以看见普通中国老百姓在日军侵略、汉奸压榨下的艰难时日。而对于这些“网船教友”来说，天主教信仰是支撑他们度过艰难时期的重要精神支柱。
第六位讲述者潘保禄，1937年9月底替福鑫公司装运60箱香烟至杭州。途中在马桥、泗泾一带遇到日军飞机轰炸、扫射，在泰来桥又遇到从松江方向来的敌兵，被抢去两箱香烟。敌兵问他们青浦城里有多少国军，他们谎称说有“很多”，日军由此害怕退回松江。潘保禄和其他渔民信众最终将剩余的58箱香烟运至杭州，被称赞“照良心做事，不但不乘着乱事把货物吞没，并且冒险如约送到”。潘保禄他们在杭州躲了两个月后，又回到角里。
“网船教友”的谋生手段使得其生活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他们直接却被动地参与到战争当中，这种困境也是中国老百姓遭受日本侵略下的生动写照。
第七位讲述者吴金顺1937年9月行船至昆山时，不仅遇到日军飞机轰炸，还遇到在竹园中放枪给敌机作暗号的汉奸。10月间，吴金顺妻子携几名家人摇小船至徐家汇避难。他则带着另一些家人分散开来，但在路上遇到国军散兵强令他摇船送至昆山。家人最后离散一月有余才得团聚，而他在抗战八年中遇到了多次敲诈和土匪抢劫，期间还被诬称游击队遭到日本兵拘禁，在沦陷期间吃了不少官司。抗战胜利后，河港出入往来自由，也就不用遭这些冤枉了。
最后一位讲述的吴文保则大概叙述了泰来桥地方“网船教友”的宗教生活特别是“大瞻礼”，除一次“清乡扫荡”外，基本能够平安举行。但在日常生活问题上则遇到较大困难。他举例说日军残酷搜刮军米，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1945年夏季时需要十几斤甚至二十斤鱼换一斗米，而抗战胜利后，三斤鱼即可换一斗米。
本堂神父最后总结道，泰来桥的“网船教友”在八年抗战期间，大概尚能保持宗教上的热心以及善良风化，多少受到日军与日伪组织的压迫和骚扰，“清乡扫荡”时期尤为严重。
通过这一口述史料，我们可以看见日本侵略时期战事带给“网船教友”生活和生产上的负面影响。他们经受的苦难，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缩影。
结语
自明末清初，以耶稣会士利玛窦为首的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展了较大规模的传教活动。苏州、上海等地，是他们较早开拓传教事业的地区。虽历经雍乾时期的“禁教”政策，经过数百年的传承和积淀，天主教信仰在此地区也有着坚实的信众基础。清末，清廷再次弛禁天主教，促成了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再次发展。在苏沪地区天主教史中，“网船教友”是重要的信仰群体构成，亦成为天主教传统在中国处境本土化的一个典范性的天主教信仰社群。
本文重点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周边地区“网船教友”的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透视了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故时，天主教教会信仰传统与中国本地处境相融合的细微情况。同时，也试图通过呈现一些少为人关注的历史资料，还原抗日战争时期“网船教友”作为普通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上的困苦境遇，以此了解这些个体在国家危难时的生存处境。
参考文献：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
（法）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一册）》，周士良译，台北县新庄市：辅大出版社，2009年。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述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意）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文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意）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下册，《利玛窦全集》，罗渔译，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光启大学出版社联合发行，1986年。
李天纲：《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见张先清编《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
刘志庆：《中国天主教教区沿革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陶飞亚主编《汉语基督教珍稀文献丛刊（第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徐允希编《苏州致命纪略》，上海：土山湾慈母堂印行，1932年。
晏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
（比）钟鸣旦：《传教中的“他者”：中国经验教我们的事》，洪力行译，新北市：辅大书坊，2014年。
朱晓红：《渔夫渔妇的信仰身份建构——以青浦渔民天主教徒为中心》，许志伟主编《基督教思想评论》第21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467—481页。
Status Missions Shanghai Anni 1945, 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
责任编辑：熊丰
校对：栾梦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